价值观决定政绩观

　　确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对于领导干部的政德、政风至关重要，这是为“官”履职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要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由此可见，政绩观的背后和实质是价值观问题，价值观支配和决定政绩观。因此，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好价值观问题，只有这样，才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也才能真正解决政绩观的问题。

　　如同大浪淘沙，免不了泥沙俱下一样，在干部群众积极进取、奋发作为、努力争取业绩政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重视的现象。有的脱离实际，好大喜功，指标定得高高的，规划搞得大大的，贪高求大，图的只是一个广告效益、轰动效益；有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只讲短期效益，不讲长远发展，所谓的“政绩”之后却是贻害无穷；有的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热衷于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劳民伤财，花拳绣腿，干的说的都是给上级看的，没有一点实效；有的更为恶劣，利欲熏心，弄虚作假，瞒天过海，欺世盗名，随意编造数字报功报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此，群众意见很大，并把这些偏差和失误形象地概括为“造势工程”、

　　“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为什么在争取业绩政绩的问题上会出现偏差和失误？究其原因，有片面追求GDP指标的因素，唯GDP是从，生怕发展速度上不去，影响自己的仕途升迁，从而走入唯意志论的窠臼；也有相互攀比、唯恐落后，急于求成，想早出成绩、快出成绩的心理作怪。形势发展很快，形势逼人，这本是好事，但在一些地方、一些干部那里，却变成了舆论逼人，变成了越快越好、越大越好、越高越好，一味求高求快求大，以致掺水弄假，失实失真。其实，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得的更清楚，很多问题恐怕还是和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联系在一起的，说到底是不能正确对待业绩政绩，个人私心欲望膨胀，想事情、办事情围绕的是个人利益，没有搞清“为什么争取政绩、为谁争取政绩和怎样争取政绩”这些根本问题，在价值观方面发生了偏误。

　　人是有思想动机的，人的行为是受思想动机支配的。为“官”为政的一言行、一举一动，是受为政之德的左右，也反映了为政之德的优劣。同样是走仕途，同样是从政为官，想法看法大不一样，其结果也大不一样，留下的业绩政绩以及口碑声誉自然大相径庭。这里的核心和关键，就在于从政为官，争取政绩是为了谁。这是人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生价值观所决定的。可以这样讲，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从政观、政绩观；有什么样的品德、涵养、境界和价值取向，就有什么样的为官理念、为政之举，就有什么样的功名追求和政绩效果。人生价值观是管总的，是总开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你意识到没意识到，在为政道路上的所作所为，都要受到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和支配。

　　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是现实生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个大舞台，既激发了包括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人的建功立业、争取业绩政绩的热情和欲望，也为每个人施展聪明才智，发挥各种潜能，大有作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吴仁宝、吴金印为代表的党的一批优秀基层领导，把过去很不起眼的华西、唐庄等小村镇治理发展成为蜚声内外的“富裕明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他们也因政绩卓然，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成为改革开放40年的先锋楷模。以孔繁森、王启民为代表的党的一批优秀领导干部，同样在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做出了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动人事迹，业绩政绩感人肺腑，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他们的职务大小不同、个性禀赋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立场在人民群众那里，感情在人民群众那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人民群众谋政绩、创政绩。

　　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一心想争取业绩政绩，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反而利益受损，由此产生不满甚至愤慨，所谓的“业绩政绩”也变成了败绩劣绩。其中，有认识片面的问题，也有工作不当的问题，但恐怕更多的还是个人一己的功名利益考虑过重过多，结果偏离了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感情，有意无意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其实，价值观决定政绩观是个硬道理，自古亦然。就拿我国封建社会来说，为政做官的，自然都是封建官吏。他们做官和治国理政，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其业绩政绩也必然深深打上封建剥削阶级价值观念的烙印，即巩固封建王权，压迫、盘剥人民。在封建官吏看来，从政为官，是皇帝的恩宠，是个人和家族的功名利禄，因此，争取业绩政绩也就是为了效命皇权，谢主龙恩，光宗耀祖、荫庇子孙。正因为如此，他们称道的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业绩政绩，在劳动人民眼里则被指认为残酷无道的劣绩恶绩；也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多如牛毛，利用个人的官位，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地捞取个人好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可见，封建官吏的仕途为官及其“业绩政绩”，是受封建阶级当官做老爷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支配的。当然，封建社会的官场中，也有一些清官廉官，在为政之位，也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为后人所称赞。像李冰父子建筑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及其留下来的“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言壮语，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感诗句，像秉公办案的包公，一代廉吏于谦等历史人物，就是如此。这些清官廉官之所以能够在史册上留下较好的政绩和政誉，也是因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中渗透和包含着朴素的民本思想、民本感情，由此而引发和支配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老百姓做些好事，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忽视和无视他们所具有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我们现在的干部，也被通俗地叫作“官”，也要讲政绩、谋政绩，但要明白，这和历史上的“官”及其政绩是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性质和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价值观就决定了，我们的干部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人民的公仆；讲政绩、谋政绩是为人民服务，是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要解决政绩观的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好价值观的问题，要以党的性质和宗旨为内容的价值观来规范各级干部的从政行为，来争取为民执政、造福百姓的业绩政绩。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有任何动摇和疑问，必须对此有足够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