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活化石，一生战斗在情报战线的陈养山

　　陈养山，原名程仰山，字应驺，在多年从事中共隐蔽战线中，不断的改变自己的名字，如化名陈英舟、陈德清、陈仲英、陈鸣钧、高君实等。

　　陈养山

　　1906年，生于浙江上虞县，家境贫苦。

　　1919年，至汉口一家钱庄学徒，时年13岁。按照旧时的规矩，学徒三年，期满后即成正式店员。

　　当时的中国正是处在旧思想与新文化的碰撞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其间最著名的五四运动与1923年的“ 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而这段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大革命时期”的阶段，武汉正是各种新思想的交汇点。一切都对少年陈养山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通过经常阅读《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让他很早就就开始思考国家命运和民众疾苦。他开始在店员中成立读书会，自发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恽代英烈士

　　1924年4月，这是陈养山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写信给了《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谈到他们成立读书会，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恽代英立即热情地回信对他鼓励称赞，同年7月特意约了陈养山到其家里见面，长谈一整天，对陈养山以后坚定的走上红色道路奠定了基础。在以后，陈养山回忆：“这次会见是我永生难忘的。”，从此，他开始与恽代英长期联系，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这位伟大先驱，是陈养山的红色导师。而陈养山亦曾为纪念恽代英，写就了《恽代英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就在该年的10月，陈养山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份子。而他创办的读书小组也迅速扩展，改称“ 汉口青年励志社”，成为中共指导下的青年进步组织。

　　1925年，由陈潭秋代表组织正式约陈养山谈话，陈养山由团转入了中共。他所在的钱庄也成为了中共武汉地委的秘密交通站，从此来往找他的人很多，不久引起了钱庄老板的注意。这也是陈养山进入中共隐蔽战线的起点。

　　陈潭秋

　　1925年5月，他调到上海，担任团中央交通，领导为任弼时。

　　1925年7月，调回武汉任武汉团地委代理书记。

　　1925年9月，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期，中共历史上的跨党任职合作期）。但因其在汉口生活多年，熟人很多，做秘密工作极不方便（此时的国民党在租界活动也是秘密的）。组织将他调回团中央工作。彼时恽代英正筹建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在上海租界内秘密运行），于是追随他的导师进入了交通局。

　　1926年冬，陈养山调往浙江，在宁波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做统战工作；

　　1927年3月，在杭州组建中共组织机构。不久，即发生了流满共产党鲜血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杭州待不下去了，回沪任中共法南区委宣传部长，旋又调往武汉，仍旧因当地熟人太多，只能再度撤回上海。返沪后，却接不上组织关系，无处安身，暂回浙江家乡。

　　1928年1月初，陈养山与他人一起在海门县筹划搞枪支发动农民暴动。但因被告密，被国民党军警追捕，陈养山于这年春节后回到了上海，这一次，他接上了组织关系，并且，在不久之后，被调入了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央特科，从此成为了一名中共情报干部。

　　今天我们知道中共第一个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发展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为中共当时的生存帮助极大，而他成为中共情报关系，正是陈养山的发展。二人相识于1926年春，遂成好友，而陈养山海门躲避追捕返沪，正是住在其家。

　　连德生烈士

　　最初，杨登瀛成为中共情报关系最初也是由陈养山负责联系。后交给了连德生和安娥。

　　中央特科姓陈的人很多，如创建期的陈赓，以后领导特科的陈云，包括陈养山等等。有两种中央特科的“三陈”的叫法，一个是陈赓、陈养山，陈寿昌；另一个是陈养山、陈昌，陈克寒。而这两种称呼前后贯穿了前顾顺章时期，和后中央特科重建时期。陈养山始终在这个中共最神秘也是最锋利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工作。

　　陈赓

　　1931年，顾顺章叛变，陈养山和陈赓在租界跑马场（今上海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区域）安华保险公司同住了一个月后，随陈赓夫妇至天津，准备建立北方特科。

　　天津中共组织此时也因被叛徒出卖，遭受严重破坏，陈一行接受中央的任务为：

　　1.营救被捕人员

　　2.可否有建立特科的可能性

　　3.锄奸

　　在天津，果然，他们遇见了叛徒张克云，随即，陈养山奉命返回上海报告，不久该叛徒被处决。在天津，他们再胡鄂公的帮助下，初步完成了对北方特科的组建，返回上海。不久，陈赓前往苏区，陈养山则坚持留在了上海，依旧从事着中共秘密情报工作。

　　从1928年至1935年6月特科结束，陈养山一直都在特科情报科。甚至拿自己做试验，1931年，用自己身体试验麻醉药效力，由陈赓亲自拍摄了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1935年9月，陈养山化名陈仲英从上海被派往重庆，和已在那里的陈昌一起开辟情报工作。调研后，他们认为四川情报工作的基础很好，中共秘密人员同在川国民党、地方军阀各方面，都有较好关系，可以派人进去，大有发展前途，只是人手太少，很难打开局面。陈养山为此又去上海，向中央留守机构求援，于当年12月偕陈克寒乘船回到重庆。

　　陈昌

　　“三陈”利用了四川实力派人物刘航琛创办的“新四川通讯社”，时该社因为无利可图，准备停办。他们抓紧时机，和刘航琛多次协商，最后以优先转发他们的新闻稿为条件，使他无偿地将通讯社交给“三陈”接办。又以提供一些情报为条件，同蒋介石的重庆行辕政训处挂钩，解决了经费问题。

　　于是，这个通讯社以陈昌做社长，陈养山做总编辑，陈克寒做记者，中共在川的情报机构开张了。

　　这次采用公开的通讯社形式掩护隐蔽斗争的行动是极其成功的。陈养山以后回忆：“这个‘新四川通讯社’是 由重庆行辕情报处出钱，广泛利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 机关及地方军阀各派势力，用以联络各方社会人士，团结新闻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搜集大量情报和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这个极端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合法活动，谁能怀疑它是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呢。”

　　1936年7月，陈养山和陈克寒从重庆去上海汇报工作，正逢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来接关系。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组织上决定将他们二人一起调回陕北。

　　1936年10月，陈养山到达西安，组织又决定将他留在那里，主要参与联络西北军的工作，他仍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帮助吴奚如办《文化周报》。这是张学良出资创办，指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刊物。

　　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在此期间，陈养山除了解社会反映，还奉命负责筹办西安红中社。他在西安红中通讯社工作的时间不长，又被调往西安情报站，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为反对内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促进统战工作的发展，进行了艰苦的工作。

　　1940年6月，陈养山奉调回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央社会部地方工作科科长、情报干部培训班主任、中央党校第七支部书记及干部科科长等职，其间负责过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政治审查工作，并出席了中共“七大”。

　　十几年前，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曾到上海联络中央，是陈养山负责保卫。十几年后，贺龙在延安见到陈养山时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贺龙在延安曾说，这工作是了不起的，陈养山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这个工作花多少钱也值得。贺龙向中央建议，要求把陈养山调到晋绥边区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查局 局长。

　　1945年1月，中央情报部根据贺龙的提议，即调陈养山去晋绥边区担任晋绥分局调查局局长。

　　建国后，陈养山依旧在情报保卫战线上。先后历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检察长、华北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华北公安局局长等职，为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夺取“镇反”和“三反”、“五反”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1954年秋，陈养山被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58年第四届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司法部党组被错误地定性为“反党集团”，陈养山因此受到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三级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并被下放到北京清河制呢厂劳动。

　　1960年，中央组织部根据李克农提议，调陈养山到中央调查部承担为中共党史提供中共特科斗争史的资料编写工作。他随李克农收集我党情报保卫组织创建时期的历史资料，整理编写了十余万字的《中央特科史稿》和一批烈士的传记资料。

　　1966年2月，中央组织部调陈养山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列席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

　　1978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后，陈养山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不顾年事已高，同高检院党组班子一起，总结经验，消除“左”倾影响，研究制定新时期检察工作方针和任务，重建检察队伍和业务。

　　1983年，中央撤消了对陈养山、郑绍文等9位同志的错误处分决定，蒙冤长达20年之久的司法部党组“反党集团”一案得以彻底平反。

　　1986年，又受国家安全部的委托，重审《中央特科史稿》。这一年，他在自传《我的一生》中写道：“为完成陈赓、李克农同志生前嘱我为党史提供中央特科资料的嘱托，我当抓紧时间撰写情报斗争历史的回忆录，给党留一份遗产。”其后他已拟定了一份共有多达36个题目的提纲，准备撰写回忆录。

　　然而，已经年老的陈养山不幸接连身患胃癌、肺癌。该项工作未能得以展开。

　　1991年2月22日，陈养山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