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费老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和实践的泰斗

　　费老一生，在研究工作方面，涉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从理论和实践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费老是当代中国最顶尖的学者之一，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也是经济学家，是泰斗。记得有一次，与费老聊起他的研究领域和贡献，费老谦虚地说，他不是经济学家。我们说费老是经济学家，主要是看他在经济领域的卓越学术贡献，便可鉴之。费老在我国乡村工业化发展、小城镇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发展以及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平衡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入的调研和学术建树，比如，费老提出“小城镇大问题”，成为党和国家的“小城镇大战略”等。

　　费老一生“志在富民”，致力于推动我们这个小农经济延续几千年的国家城乡一体现代化，这是费老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费老用毕生精力脚踏实地地探寻我国从乡土社会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和设想。

　　费老是较早关注、提出以及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学者和国家领导人。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比较突出，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也是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总病根。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讲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费老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学术工作之后，从他30年代看到的城乡联系的重要性出发，走出农村，进入集镇，研究领域逐步扩大，从乡村社会研究和民族研究出发，从农村发展走到区域发展，发现和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费老曾经总结自己多年来研究的基本路线，是从“江村经济”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直到“全国一盘棋”，从基层农村逐步进入城市和经济中心，经历了60多年，不断加深认识了乡镇工业与小城镇、中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联系，从实际的工作中逐步产生了“区域经济”这个概念。正如费老深情的所说，这是随着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近一百年的变化发展，从实求知所得。

　　费老研究的特点，是“行行重行行”，深入实地调研求真。对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调查研究，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大河上下，东西南北。考察了我国沿海地区、沿边地区；考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图门江金三角、环渤海经济圈；考察了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特区；考察了南方丝绸之路、东北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考察了欧亚大陆桥，也考察了京九经济带，等等。费老“行行重行行”，一路考察，一路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绘制区域协调发展蓝图。费老这条思考路线、方向、方法、目标和步骤以一贯通，脉络清晰。

　　费老1985年从历史探寻现代化之路，提出开发“陇西走廊”，1987年提出了“临夏、海东经济协作区，发展边区民族经济试验田”。1988年向中央提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提出了“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建设思路，1990年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1985年定西考察时，明确提出，“有历史，有现实，有尝试，重开丝绸之路不仅可能，而且应该说是势在必行”；1991年提出“一点、一线、一面”的大西南开发设想，重建由成都经攀西及云南保山从德宏出境，西通缅、印、孟的“南方丝绸之路”。1994年提出建立一个生机勃勃的欧亚大陆桥走廊。由于费老的威望和地位，他关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对国家区域发展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费老的研究方法是实事求是，采取实地观察，“解剖麻雀”，由点及面，从定性到定量，以及“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10字研究科目，一切要从已经发生的事实为基础，观察和描述“已然”。用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为资料，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索在事物发展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设想，然后通过思考，引发出“或然”。最后以实践去检验其正确与否，经过历史的对证，得出“果然”或“不然”的结论。费老说，创造性的构思总是直接来自直接接触劳动者本身。我们研究者只是去看出它的意义，讲出它的道理，并加以分析和推广，决不能凭我们的主观愿望去创造任何模式。费老对于做好调查研究坚持“看得懂，记得住，好实施”“抓得住，理得清，讲得出，听得懂，可操作”的学风，也让我受益无穷。

　　费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的指导思想包含以下方面：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开发我们的资源，通过工农结合、城乡结合，走上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使老百姓尽快富裕起来；改革开放是中国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来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工作，建立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政府要为企业提供服务，所谓服务就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区域经济要分层次，要促进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必须从它们所有的民族特点出发，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才能见效；中心城市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启动力。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费老很早于1984年和1992年特别提出注重自然生态平衡和人文生态平衡发展；还提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不要忘了国内市场，既要向外发展，又要向内地辐射”。他说，我们最大的市场在哪里？最大的市场在中国10亿农民那里。这句话的含义，绝不简单的是说工业品下乡，更包含了“以商带工”“东引西进”，实现乡村工业化、商品化，实现农村致富。

　　费老还明确指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费老1984年至1987年在大西北的定西、甘南、临夏、海东进行社会调查，感觉到沿海与内地，“特别是边区的不平衡发展会给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带来越来越多的困难”。1993年费老在“淮海经济区第八届市长专员联席会议”上指出，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下去，国家的整体发展格局要受到严重挫折，政治上会出问题的；还指出，只有把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东部的经济才能站稳。

　　二、费老从“模式”探寻各地区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费老对于区域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是逐步展开的。研究费老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要从他的乡村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说起。费老所讲模式，贯穿的是科学的研究发现，是用总结出来的“模式”，探寻各地区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如前所述，费老的区域研究是从农村发展到区域发展，是从“江村”农村扩大到小城镇，研究的区域不断扩大，研究认识不断深入。1982年以后，费老从“江村”扩大到吴江的几个镇，又到整个吴江县再扩大到苏南四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提出了主要以乡镇企业而兴起的“苏南模式”。1984年走出苏南，进入苏北四市（徐州、连云港、盐城、淮阴）和苏中三市（南京、镇江、扬州），对苏南、苏北、苏中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对于特定行政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中，看到了超越行政区域的一种经济区域的事实，形成了区域经济的概念。之后，费老不断用区域经济概念观察现实经济，跨出江苏省界后，分两个方向扩大考察范围，一路沿海，一路沿边。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珠三角，包括桂东地区。沿边从黑龙江到大西北大西南的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

　　费老在这一历史性考察中，主要是比较研究。以他自己发现的不同“模式”的概念作为比较研究的依据，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探讨不同地区发展的特色。如对温州的考察，从温州明显地与苏南的有别发展方式中，提出了主要以家庭经营的小型工业、个体商贩为主要经济结构的“温州模式”。明确各个发展模式的意义在于，探索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这里的地区，费老已将它扩大，可能是在某一行政区域，也可能包括几个不同行政区划的地域范围。费老指出，“模式”不是样板，模式是一个系统结构，表现出各经济社会要素间搭配起来的特有格局。费老还强调，随着快速发展变化，原有的模式变化较大，新的特点正在突出，以致过去的概念已有部分过了时，看来追踪调查很有必要。认识本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事实在发展，认识也该跟着更新。

　　“苏南模式”就是对苏南地区经济社会诸要素所搭配形成的具有特点的经济结构的反映，这个地区其他方面的发展也都随着工业发展的比例而发展，“无工不富”这个结论就是苏南地区实践得出来的，这个提法适合于苏南。费老指出，后来有人把它作为全国性的一个指导方针，那就不完全妥当了。可见这里充满了认识上、思想方法上的差异，一些人看问题只是看到表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就其里，只就其表。在我们学习和分析一个理论时候，一定要深入分析其背景，研究其思想方法，及其所在领域发展的位置，要用系统的发展的方法看问题，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避免形而上学。费老寻求区域发展的路子，决不是凭主观愿望创造什么“模式”，而是向实际学习，向农民学习，向劳动者学习，从基层干部群众中学习，到群众中去，发现群众的创造，因地制宜去做具体分析，加以分析和推广。

　　费老对于发展“模式”的使用，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事物全面把握的概括，对实践的总结，同时又是认识事物的工具，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新生事物和促进实践变革。因此，“模式”这个概念在费老的研究中，完全是动态的，绝不是僵化不变的。相反，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人静止地使用一个经验，缺乏结合实际去发展，反倒指责“模式”是错误的。费老早期概括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以“三来一补”为主的经济结构）、“民权模式”（农民、集体、国家合办集体经营的加工企业）等，反映了费老对那些事物自身阶段性的概括。正像费老所说，“模式”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反映他走出苏南以后观察范围的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他说，起初是用小城镇的功能，比如农贸中心、行政中心、工业中心等区别不同的“类型”，后来，他看到乡镇企业的发展使许多过去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在主要功能上逐步趋于一致，于是提出“模式”的概念作为比较研究的主要依据。随着走出江苏，沿海沿边的考察，在对各种“模式”的比较中，追问每一种模式覆盖地区大小，划出各种模式所占的区域，明确引出了“区域发展”这个概念，这些都表明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过程。

　　费老的这种比较的方法，还用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那时，一般地说我国出口加工企业形势异常严峻，但是，情况到底如何。费老非常关注我国宏观经济“软着陆”良好形势突然遇到的这场罕见危机的应对，关心企业面临的困难，想办法帮助我国企业渡过冲击。他从浙江、福建，到江西，再到湖南，从东到西走了一趟，在比较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中国经济能够顶住这场危机。因为，除了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稳定经济增长态势外，他看到我国出口加工企业组织结构灵活，许多产品回到乡镇企业、家庭企业，而家庭在中国是最小最有活力的经济细胞。他说，在我们中国，我们祖先长期以来一直以家庭作为经济生活的单位、经济活动的细胞，也就是构成经济区域里最基本的质点。正如一个机体要健壮起来，就必须激活每一个细胞。我国经济的生命也是一直依赖于家庭经济这个细胞。这种横向比较、纵向比较、长期积累的方法，是一个学者眼界开阔、认识能够深刻全面正确的必要素养。费老这种长跨度的比较研究方法，使人头脑能保持活跃敏捷状态，使人在生活中能有准备、有兴趣对一切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能自觉地把它串成体系地理解它。保持长跨度的研究兴趣，也有利于健康长寿。一次，问费老健康长寿的秘诀，答曰，“脑不老人不老，常用脑人不老。坚持用脑，动脑动手健康长久”。

　　随着沿海、沿边的走，费老从所见所闻，得出明确的有指导意义的结论。他说，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的地理条件、资源、交通和所处区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的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经济带。

　　三、费老强调区域协调发展要发挥和依靠中心城市

　　在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费老非常重视中心城市的建设，1992年时就提到，由于信息产业和它带来的影响正使人们感到一种十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小城镇似乎不具备接受信息产业的能力，城乡相互交流的经济中心不能光是靠小城镇的发展了，应当使一批紧密联系城镇和为城镇服务的中心城市赶快兴起，应该考虑区域中心城市如何进一步带动腹地的农村和城镇发展的问题了。1999年时，提出大区域建设需要加强中心城市实力，加强中心与腹地的相互作用。

　　在京九铁路建成之际，费老对京九铁路牵挂于心，从京沪线、京广线和陇海线的比较中及时地提醒我们，京九线修成后，要避免陇海线那样的“酒肉穿肠过”，对沿线经济带动不起来的状况。费老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要发挥和依靠中心城市的理论。

　　京九铁路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线路最长、贯通南北的铁路大干线。京九铁路自北京至深圳，与香港九龙相连，干线全长2381公里，包括两条联络线共长2536公里，行经京、津、冀、鲁、皖、鄂、赣、粤七省二市，二十多个地区及地级市，一百多个县市，经济辐射区范围大约50万平方公里，相关人口两亿左右。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1997年，中央统战部组织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考察刚刚建成的京九铁路。费老认为，京九铁路要像沪宁铁路那样发挥作用，就应该加快京九沿线中等城市发展，尤其是根据京九经济带发展初期，要加快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借助这些中心城市的辐射力量，使京九铁路为中部崛起做出贡献。费老把建设中心城市这一设想，比做“串糖葫芦”战略，强调中心城市的经济扩散力。

　　为了京九铁路成为致富路，帮助中部地区实现崛起，他老人家不顾80高龄，带领我们奔走在京九沿线大地，深入调研座谈，从农村到工厂，从乡村到城市，都留下了他辛勤的足迹。从1997年开始，费老沿京九铁路考察，一路上到了河北省衡水、邢台，山东省的聊城、菏泽，河南省的商丘、信阳，安徽省的阜阳、蒙城，湖北省的麻城、黄冈，江西省的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广东省的惠州市、深圳等，一个个城市去考察。他希望这些城市在政府和各方面支持下，能够尽快发展起来，形成具有经济实力的中心城市，带动辐射周边农村尽快富裕起来，真正做到“一路通百业兴”。

　　费老为了国家投资几百亿建成的京九铁路沿线，能顺利地从农业里长出工业，能够“带货上路”，他提出了总的思路：全线统筹，分段处理，线上选点，以点连线；以省为主体，以市（地区）为重点；列入规划，实际操作；定计划，交任务，给条件，查落实。费老还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在京九沿线培养几个基地（经济增长点），建立推动京九经济带发展的机构，设立用于加快京九经济带发展的专项基金，以使京九铁路能发挥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费老为了实现中部崛起，尽其所能积极地创造一切条件，为中部地区争取良好的政策环境，也为中部地区争取多上一些项目，积极地向国家有关部委进行推荐。费老向河北省委报告他对衡水市考察后的建议，促进了河北省政府作出决定，把衡水市确定为京九铁路河北沿线综合开发试验市，为衡水市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费老办实实在在的事给中部地区，赢得了中部地区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

　　四、费老大力推进泛珠三角“9+2”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费老一直密切关注区域经济发生的新变化、新问题，及时地指出发展方向。对于“珠江模式”不断蜕变，费老认为，珠三角从“借船出口”到“造船出口”是一个很大的步骤，尤其是深圳的发展为珠三角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同时，香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问题，费老也很关心和关注。他说，问题是香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一个大问题。费老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地指出，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简称“CEPA”）非常重要，这是“一国两制”的前途问题，从长远看香港必须同内地之间加强联系，加强融合。

　　广东省委抓住CEPA机遇，全面推进包括粤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区域合作，促进“泛珠三角”经济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拓展广东发展腹地，在“泛珠三角”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九省区基础上，把香港和澳门纳入进来，形成“9+2”战略格局。费老对此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通盘考虑了“南中国经济区域问题”；认为，“9+2”这个格局是前店后厂的原则，利用香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结合内地的腹地，这是一个总的思路，也是CEPA协定大方针的根据和落实；还指出，“9+2”计划并不容易，在“9+2格局中，广东肩负重担，需要一头推动香港，一头拉动内地8省，其中既有竞争，也有互补。一方面需要和香港接得上，另一方面香港要成为真正的龙头，继续发挥它在世界和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一个经济统一体，这可能不是问题。但从政治方面来看，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大国策，是“一国两制”的续篇，这里不但包括台湾问题，也与深化内地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关，是一篇大文章。

　　费老认为“9+2”是一个方向和目标。对于“9+2”的结果如何，虽可分析和推断，但最终还是要跟上发展去看，再有10年、20年，甚至50年，要看到方向和目标。他希望年轻一代跟上这个发展去观察去研究，即从实践中去看全球化中的经济局面和“一国两制”的导向。2003年11月初，费老给我介绍了他对“9+2”的看法和想法后，他说，他已经与广东省委张德江书记初步讨论了泛珠三角“9+2”问题，希望我能够参加这个调研，与广东省委、省政府一起研究“9+2”。费老出了一个很好的题目，我们一定遵循他的嘱托，长期观察和研究好南中国区域发展问题。

　　五、费老告诫在西部开发大战略中要重视开发西部人文资源

　　费老研究西部问题，可以追溯到1935年他到广西金秀大瑶山搞实地调查开始，解放后搞过一段时期的少数民族工作，一直很关心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1984年时，费老就注意到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1984年9月，去了“陇中苦甲天下”的定西，后来连续8年，每年去甘肃一趟，做实地调研。1988年，费老根据他们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两省两区沿黄河两岸地区的考察，以民盟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

　　费老在20世纪80年代末，根据他在东南沿海和西北地区的实地调查，就注意到“沿海与内地，特别是边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已十分引人注目。从全国一盘棋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来看，有必要重视这个事关大局的东西差距”。费老关于西部发展的基本思路之一，就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西部的发展必须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他指出，西部的发展战略必须考虑少数民族因素。他呼吁，对西部地区，国家不仅要给政策，而且要给予切实的帮助。

　　费老“志在富民”，多年来，对于西部的发展，在经济方面发表了许多意见。在西部成为开发热点时，费老及时地从更高更广阔的角度大声疾呼，高瞻远瞩地告诫说，现在西部开发中，大家多偏重于物质和经济问题，对西部人文资源和文化艺术注意的不够。提出西部大开发要重视人文资源的开发，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不仅能产生新的人文精神，同时也能创造新的经济价值。人文资源是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

　　费老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我们不要光看到物质经济的发展，也要重新认识人文资源，要回头看到这种资源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另外还要利用这些原有的资源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服务于我们新的生活。西部有厚重的文化底蕴，这些地方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所以美国总统访华第一站到西安，日本首相要到敦煌。费老提醒在西部发展经济中，要加强教育，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人文资源是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的，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期间，要保护好人文资源。

　　费老分析其道理在于，经济的发展只能解决人们生存的基本问题，但是如何才能生存更好，更有价值，使自我价值的发挥得到更宽阔的拓展，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需要在原有的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用文化和艺术的再发展来解决的。在这里面不仅有一个物质的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问题，这就是人文资源的价值所在。因为现在的人们不仅需要丰厚的物质享受，也需要高尚的精神享受，那是一种比吃饱穿暖更美好的生活，是一种需要了解各种文化历史知识，需要得到各种艺术享受的生活。这一切正蕴藏在丰富的人文资源中，要靠我们去提炼和表达。

　　六、不断学习费老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是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针对区域协调发展新特征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是解决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举措。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原有基础和主客观条件不同，也要看到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一些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依然较差，公共服务还有较大差距。近年来，区域协调发展又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一些地区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撑缺口较大、新动能培育相对较慢，一些资源型省份产业转型困难，地区发展态势有所分化。

　　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关系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也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要学习费老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实践和研究方法，积极探索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争取我国早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者单位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