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再谈人口和老龄化问题：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最近，毛大庆先生和梁建章先生分别刊文，再次强调生育率降低对于中国老龄化的影响。

　　但我认为，虽然生育率降低会导致老龄人口比重有所增加，但是并不是老龄化的绝对原因。也就是说，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不是因为所谓生育率降低，而是出生预期寿命的延长。假如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老龄化问题则要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按照梁建章和毛大庆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出生更多的人口来面对人类寿命的延长呢？答案是否定的。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老龄化的出现与社会进步有直接关系，因为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会大大延长人均预期寿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预期寿命的提高都与国家的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而并不取决于生育率的下降，这应该说算是一个常识。

　　上述观点，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前提。

　　低生育率不是一个筐，能装进所有问题

　　后来，统计局对于当时因各种体制原因导致的统计偏差进行了修订和调整，成为可引用的数据，即代表了国内官方统计结果，也得到了国际上包括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充分认可。而梁建章并不了解有关部门在人口生育率统计方面的具体过程，加之坚信自己的观点，选择采用并没有被官方对外公开的统计数据，这只是出于个人观点的需要，并不代表借此数据得出的判断是客观公正的。

　　因此，梁建章所列举的各项数据从基础上就出现了较大偏差。建议他可以去查阅有关方面正式发布的数据，相关的结果，以及具体分析和研究的资料。

　　梁建章提出，中国养老金出现的支付危机等问题，确实存在。当前各地之所以不愿意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就是原因之一。然而，真正导致养老金支付压力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低生育率。

　　支付压力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人口流入地区养老金缴纳率偏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保缴纳率在2019年只有21%，这是中国得以维持低成本劳动力的一个重要体制原因。如此低的缴纳率，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养老金支付。另外，在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和自主就业的城镇劳动力中，如何缴纳社保存在着严重的体制问题，也影响到对这些人未来的社保支付。

　　但不管怎么样，社保支付能力最终取决于地方的财政能力，而财政能力则主要由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就业水平决定。比如，在同样人口规模的地区中，一些地区的区位条件和营商环境等方面条件较好，另一些则较差，前者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远高于后者，显然前者未来的财政支付能力会比后者高很多，相应的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也就小很多。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知道，养老金支付是否有压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取决于生育率水平高低。

　　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非农就业能力下降，人口流出，显然财政能力不足。不仅仅是养老金难以支付，即使是行政办公的运转费用和公务员的工资支付都成为问题，总不能把这些问题也归结为所谓的生育率下降吧？

　　从关于养老金的讨论就可以看出，我和梁建章、毛大庆在讨论中经常遇到的一个较大的分歧就是，本来是由于其他的体制和机制以及客观条件等原因造成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问题，而他们都会将之归结为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所以就会经常出现因果倒置。

　　例如，科技竞争力下降或者是产业发展水平增长速度缓慢，梁建章和毛大庆都归结为所谓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如果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也不用讨论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打压和产业腾飞的压制，而中国现在在科技上同样遭受到美国的欺凌，也都可以归结为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虽然与广场协议的时间已经过去了40年，中国也出现了老龄化的迹象，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认同美国的科技霸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竞争能力面临什么样的未来，不用讨论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认为，在梁建章和毛大庆看来，生育率就是一个筐，只要对他们观点有利的就可以往里装。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只考虑所谓的生育率问题进而引申到老龄化问题，严重忽视了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更重要的因素。

　　梁建章在文章中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计算所谓一个人产生的社会价值会形成未来的人口结构中的分配关系。看似是经过详细的计算和数据推理。他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人口足够多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老人和孩子以及其他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还要考虑如何承担更多的人口负担。

　　比如，如何解决低收入人口的教育、卫生等相关公共服务——这个群体的数量远远超出了老龄人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的人口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一项国家任务就是扶贫攻坚；如何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农村的户籍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56%，常住人口也是40%左右。

　　我们也在面临启动内循环，其中最大的一个短板是中等以上收入人口仅为4亿，而中低收入人口达10亿之多。其中6亿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4亿人口月均收入在2800元以下。如何整体提高10亿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较低的状况，还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

　　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反复强调，要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重点是要提高生育率。这些大账都不算，只是纠结在所谓的老龄人口和生育率等问题上，显然已经走进了研究的误区。何况我们还存在着严重的就业压力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如何保障现有的适龄劳动人口就业难题。如果现在劳动力仍然严重的剩余，而且工资水平较低，我们如何发挥我们的人口优势？这其中不仅仅是包括巨量的城镇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还包括如何保证874万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全部就业，这都是巨大的压力。

　　对毛大庆提出关于未来老龄人口就业占比较高的担心，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是，中国未来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处于高位，是否有能力既解决所有适龄人口就业问题，而且还能保证他们的工资水平大幅提高？

　　只有在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后，才有机会讨论如何延长就业人口的就业年限问题。而根据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外部的压力，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要面临着就业岗位严重短缺的压力。所谓经济上应对外部压力的持久战，当然也包括我们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发展放缓的问题。

　　在手机和一些工业制成品的市场，由于人口多，市场的需求就会扩大。这个观点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是当人均收入水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阶段中，市场的需求会出现两种状况，低端产品的倾销，市场的迅速饱和。

　　中国在2018年无论是房地产还是汽车或者工业制成品都出现了严重的滞销局面。原因是过多的人口仍处于中低收入水平，使得市场饱和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如何启动庞大的人口消费市场，还是需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这正好是我们目前的发展困境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一些所谓的人口学家，忽视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宏观经济压力，还在设想着在有限人口内如何把社会价值在不同年龄人口中进行分配，而不是考虑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方式，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显然陷入了狭隘的思维陷阱。

　　国际比较要考虑国情的差距

　　梁建章和毛大庆在讨论人口话题时经常举出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如果仔细分析，会成为他们观点的反证。

　　比如，谈论一个国家人口密度时，忽视了人口素质。而提高人口素质则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能力；讨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时，往往忽视了这个国家总人口与中国总人口的倍数差距；而当提出某一个国家成功的案例时，忽视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远超出中国，而人口基数则只是中国的一个零头；当提出人口优势的时候，又忽视了恰恰现在最具备人口数量优势的，都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

　　另外，他们举出一些发达国家成功的案例，但它们恰恰并不是因为人口数量优势，而是由于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优势而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观点，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谈过多次，在此没必要过多赘述。

　　毛大庆对中美印进行了比较，但却没意识到这是三个不同的国家，单纯的横向对比意义不大。从人口数量和素质上看，中国目前没有办法与美国相比，这已经超出了生育率的研究范畴。

　　毛大庆对印度的预期也过高。虽然近些年印度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就我几次去印度考察的经历看，虽然印度也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我从来不看好印度的未来。印度的人口到底是未来发展的红利还是累赘？我在和梁建章的讨论中已经明确表示是后者。不仅仅是印度，还包括其他人口数量较多的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因为人口密度高、数量多会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超过中国，更不要说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者了。

　　另外，毛大庆对于我关于科技进步会带来就业危机的观点，显然没有完全了解。如果站在传统的世界工厂的角度看待就业问题，会放大工业产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而未来的科技进步将实现就业替代，会导致传统容纳就业最多的工业企业的就业机会萎缩。

　　随着服务业就业占据主导地位后，会出现就业的两极分化现象：传统的服务业就业会更多依赖熟练和经验的人。因此年龄相对较大的人口会具有一定的优势；高技术的劳动密集服务业，需要的则是更多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人群体。即使如此，也不妨碍高龄人群在高科技和研究领域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日本的高龄人口的就业基本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年轻人则更多地从事工业和研发性质的就业岗位，这是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