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发展现状

　　重大技术装备是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性、战略性产品，具有技术密集、系统成套复杂、附加值高、带动性大等突出特点，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载体、捍卫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核心基础、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引擎。1983年以来，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先后经历了国产化攻关（1983-2005年）、振兴与提升（2006-2011年）、制造强国攻坚（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发展成效显著。

　　一是管理体制日趋健全，政策覆盖范围不断拓展。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管理体制机制历经几次重大变更，目前形成了由工信部牵头，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国资委、国家能源局等分工协作的管理体制，构建了以重大工程为依托，集技术政策、产业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等为一体的政策扶持体系，覆盖研发、设计、制造和推广应用等环节，有力推动了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发展。如2015年以来推动实施的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政策，利用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激发保险功能，通过间接激励方式，放大财政资金功效，对破解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市场初期应用瓶颈，降低用户使用风险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三年来，已累计支持项目700余个，推动了价值超千亿元装备产品首台（套）应用。

　　二是发展领域不断拓展，传统领域与新兴领域齐步发展。目前，《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8号）制定的16个重点领域已经基本实现由成套设备研发向对部分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突破的转变，形成了一批已经入或可进入应用推广阶段的产品和技术，轨道交通等部分领域已经进入国际一流行列。与此同时，在5G移动通信、重大智能制造集成装备、第三代半导体、生物医疗设备、新材料制备装备等新兴领域突破不断，引领重大技术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方向升级。

　　三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创新生态体系日趋完善。从创新能力看，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已经进入了以改进创新和集成创新为主的新阶段。在相关政策扶持下，我国建立了涵盖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多层次、多种类的创新研发平台体系。包括21家国家重点实验室、70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在行业研究机构、重点企业、高校建立的一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企业研究院，在部分区域、企业，设立的一批国家级产业示范基地，初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了各级各类院校、国家、部委、地方及专业科研机构，各类重大技术装备协会、军工院校、军工类科研机构等参与的人才培养体系，培育了一批高素质的业务技术骨干，据统计，目前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人力资源总量近1800万人，涵盖从研发、转化、生产到管理等各环节，有力支撑了重大技术装备研发、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此外，通过制定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支撑计划、国家级省市重大科研项目，加大对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技术引进等各个环节资金扶持力度，形成了多渠道、多节点创新投入方式，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进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国产化。

　　四是行业主体日渐丰富，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形成了以大型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央企带动民营企业的发展格局。其中大型成套装备以大型央企、国企为主。如国资委管理的97家央企中，中国航空发动机、中国一重、中国中车、中国西电等近30家企业承担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工作。2011年到2016年期间，央企的科技研发投入从2700亿增长到3800亿，占到全国总研发经费的四分之一，年均增长超过20%。近年来，我国一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的重大创新成果，如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成功交会对接、探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蛟龙号正式应用于深海研究勘探、歼十、歼十五、歼二十等高新武器装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等，基本是由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主导的。中小企业则集中在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等配套环节。随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小民营企业以其更好的发展活力，在通用航空等新兴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作用日益凸显。

　　五是产业空间格局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特色日益鲜明。形成了以东部地区为核心，以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为支撑，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产业空间格局，区域特色日益鲜明。其中东部地区包括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三大区域。环渤海地区以北京为中心，集聚了大量重大技术装备龙头企业总部，是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研发设计创新的核心区域；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组团发展、协同发展态势，是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的重要研发和生产基地；珠三角地区以广州、深圳、珠海为中心，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正在成为我国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海洋工程等高端产业的研发和生产基地。东北地区作为我国传统老工业基地，在传统的重型装备、石化冶金装备、电力装备、飞机制造等领域都具备雄厚基础。西部地区以成都、德阳、西安为中心，在电力装备、石化冶金、高档数控机床、农机装备等领域具有较强优势。中部地区以洛阳、太原、长沙为中心，在轨道交通装备、农机装备、工程机械等领域处于全国前列。

二、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分关键装备和核心部件存在短板、受制于人。如90%以上五轴超精密机床及高档数控系统需要进口，军工领域高档数控机床市场基本被国外企业垄断。前沿及新兴领域装备有效供给能力严重不足，难以满足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如3MW以上风电机组60%依赖进口，高端医疗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成为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电力、石化、煤化工等传统重大装备自主化深度和广度不够，部分关键部件仍未掌握核心技术。如百万千万超临界火电机组的反应堆压力容器等关键技术尚未实现自主化，千万吨级炼油装备的压缩机组、大型空分装备的高压氧气阀等基本依赖进口。初步统计，重大技术装备进口免税目录中直接进口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多达1358条目，涉及十多个重点领域。

　　二是创新驱动能力有待加强。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具有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突破前沿技术的大型骨干企业和具有技术多样性、多元化技术路线的战略性创业企业数量仍旧偏少。以国企为主的创新体系创新效率不高，“等、靠、要”思想依旧存在，求新求变的机制尚未建立，加之管理层次多，审批链条长，效率难以跟上市场变化的节奏，存在创新资源在体制内“打圈圈”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重大技术装备领域各类创新载体较为分散，基本上处在“技术产生—扩散—首次商业化—产业化”链条上的不同位置，各创新载体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相互独立分割现象严重，难以发挥创新协同效应，创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产业创新的“孤岛”现象突出。

　　三是创新产品应用推广难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部分装备产品和零部件质量与国外差距较大，导致用户采购意愿不足。如国产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连续无故障时间仅为国外的2/3，精冲模寿命一般只有国外先进水平1/3左右。质量标准体系建设落后，部分产品的技术标准不完善、实用性差，跟不上新产品研发速度，不能完全适应重大技术装备高质量发展需求。另一方面，首台套保险和国产化的风险免责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企业为规避使用风险不愿采购国产首台套产品，招投标中通过歧视性条款或“潜规则”方式将国产装备排除在外。如国内用户企业为限制国产装备参与招标，提出企业必须生产3套以上，业绩必须3年以上等较为苛刻的条件，致使推广应用陷入死循环。

　　四是智能化发展水平亟待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突破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在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融合发展水平不高，新技术对促进重大装备工程化、产业化应用效果不突出。如我国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等关键技术装备仍依赖进口。关键设计软件、数字化设计与仿真分析软件以及工业控制软件等核心工业软件水平较弱，高档工业控制软件进口依赖度较高，部分关键设计、验证的程序尚需依赖国外。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约60%由外资品牌把持，90%的高档数控系统、高性能传感器和85%以上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依赖进口。

三、推动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发展的有关建议

　　进入新时期，应对新机遇、新挑战、新任务、新要求，必须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制造强国建设总体部署，紧扣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需求，从研发—工程化—产业化三个环节协同聚焦，以补齐重大短板装备工作为重点，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发展，支撑制造强国建设。

　　一是加快前沿领域布局。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需求，选择前瞻技术和基础技术中的颠覆性技术，开展技术创新与技术突袭，形成非对称优势。重点加快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深海资源开发技术与装备、极地资源开发技术与装备、太空资源制造技术与装备等新兴交叉前沿领域、战略空白领域布局，组织实施重大自主创新项目，注重研究的长期性、投入的连续性，关注颠覆性前沿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争取在若干技术或领域率先突破。 

　　二是着力补齐发展短板。着眼当前和未来制约我国重大技术装备体系、能力发展的关键瓶颈与短板，集中力量，突击攻坚，加快解决长期制约重大技术装备发展的深层次共性、基础性问题。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倾斜力度，保障基础研究投入比例持续稳定，加快对基础件、核心设备的自主开发和制造，填补空白领域，增强自主保障能力。加强增材制造、智能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开发，推动“互联网+”战略实施，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大力推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和应用，提高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的国际化水平。

　　三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整合创新资源，统筹建设国家各类研究基地、基础设施和条件平台，完善重大技术装备创新体系。加强面向企业技术创新的服务体系，推动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大力协作、资源共享，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积极整合政府资金、社会资源，不断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激励和引导各类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项目实施新机制。加快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强化技术预警在内的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垄断与反垄断预警机制，保护企业创新积极性。

　　四是加快工程化产业化进程。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安排中央财政资金设立重大短板装备工程化专项，支持央企和国有企业建设工程化依托工程，鼓励采购和应用工程化取得突破的重大短板装备。统筹兼顾上下游产业利益，对重大技术装备相关税收政策相关目录进行三年动态管理。继续用好技术改造、智能制造、军工能力建设等现有产业化扶持政策，与工程化专项协同发力推进产业化。完善政府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首购订购政策、首台套产品保险补偿机制和补贴政策，动态调整首台（套）推广应用指导目录，加快首台套产品推广应用。建立首台（套）示范应用基地，推动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创新、试点示范和推广应用一条龙发展。建立首台（套）示范应用容错机制，调动和保护首台（套）应用的积极性。

　　五是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推动国企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兼并重组，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横向拓展、纵向延伸，培育一批集研发制造、工程设计、系统集成和建设运营于一体的龙头企业，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引导和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开展战略性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究开发。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集团、企业联盟牵头承担重大专项和科技计划中有产业化前景的重大项目。强化质量品牌建设，通过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强服务平台建设、完善标检认证体系和健全市场监督管理机制等措施，推动重大技术装备质量品牌整体提升。

　　六是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据统计，西方军事强国约85%的军事核心技术同时也是民用关键技术，80%以上的民用关键技术被直接运用于军事领域。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成为西方国家保持本国军事优势、壮大国防工业和带动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我国应继续加快军民融合发展，建立军地长效需求机制，充分发挥军事需求与技术推动双牵引作用，推动重大技术装备突破发展。一方面，要鼓励军工单位参与地方创新科技园和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逐步提高军工外部配套率。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军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完善军品重大技术装备市场准入、退出、反垄断、招投标等方面法规，营造公正公平竞争环境，畅通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发展和军民互转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