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权字:志衡,号:砚农。辽宁沈阳新民市人。曾进修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中国美术报名家班书法专业结业。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沈阳市书法家协会顾问。多次出版《李宝权书法作品集》、《李宝权书作评论集》,并在辽宁省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清华大学举办李宝权书法作品个展。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辽宁省博物馆、多家馆博及国内外友人收藏。
郑州大学美术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李放认为李宝权先生的书法作品是把握传统,学古出新。有一种来自远古、幽然有似檀香般的、清新雅致的气息。正如明代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云:“意态古雅,风韵遒逸,所谓大巧若拙,书家之上乘也。”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则评价李宝权先生是淡泊守志,丹青写心。杨仁恺先生2001年曾题其所写的条幅云:“宝权同志,政务之暇,雅好临池,对汉魏碑帖颇有心得。是帧运笔流畅,结体典雅,不同凡响。”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联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邵大箴先生评价李宝权的书法作品是劲骨天纵,变化无穷。他认为李宝权先生既重视对章草书法传统笔法的继承与高古格调的追求,又注重对其他书体的广征博取,达到师古而不泥古。他的作品点画波磔分明、用笔侧转有力、结体寄奇于正、笔势纵横开张、气韵流畅自然,呈现率真质朴、苍茫恣肆、气韵流畅的审美意蕴,凸显了章草的神韵,可称为当代书家章草之典范。
不忘初心,在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的日子里,李宝权先生心系湖北,心系武汉。他写道:今天是庚子正月十五。全国仍在全力抗疫,想亲人,思念那些舍小家顾大家战斗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人们,也更挂牵那些染疫患者们!愿大家早日康复!愿白衣天使早日凯旋!忠心祝愿我的祖国富强!平安!!!
并赋【浪淘沙】词一首。
浪淘沙——頌“抗疫英雄”
鄂汉起狂风,疫恶逞凶。
京城内外齐行动。
总是“天使”冲锋处,
自觉任重。
大年聚散痛,此情多重。
今年杨柳无心顾。
甘将老身换新力,
愿与君同。
庚子正月初二新闻报道:全国各地白衣战士年三十,初一整装开赴抗疫主战场武汉。其场景动人心旋,催人涕下,恨吾不能前往助力,只有挥毫史记借以助力。盼疫情早灭!盼好儿郎平安回乡。李宝权撰文并书于盛京砚农书屋。
江城子
一一待儿凱旋归来时
年夜出征别离乡,
好儿郎,
志担当。
寄子抚娘,
应召上战场。
白衣天使撑大义,
国需要,
民重望。
夜来白昼救治忙。
有间歇,
手机傍,
相顾无泪,
惟有话安康。
待儿凯旋回乡时,
补大年,
将酒烫。
每日聆听着前方抗疫的声音,看着听着感受着。正月十七当荧屏中解说“百草回芽”时,李宝权先生即兴写下如下诗句“百草回芽”大疫之中的大义!大悲之中的大爱!大灾之中的大善!大难之中的争战!迎着每日的曙光向着大海山川,城市农村,我们的每一方热土,用我们的奋斗,夺回那属于我们的一一温馨和谐的光芒。无论哪里是战场,我们都会面对那一一最困难的时光,毫无感伤!奔跑着!忙碌着!直到迎来胜利的曙光一一我们的光芒。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百草回芽季,万向更新时。胜利永远属于我们!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祖国!
曾任沈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现为名誉主席,沈阳市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沈阳师范大学书法教授的董文先生,2008年曾为李宝权先生撰文:碑帖优游情似海,烟云幻化笔如龙一一李宝权及其书法艺术简论,文中云:李宝权书法擅篆、隶,这早为书法界所共识。三年前其个人书展中,以篆、隶为主导风格的作品,巨幅宏篇雄浑壮阔之风,已为书友们所称道。在学习书法的道路上,他一反从楷书学起的惯例,溯古求源,径从篆、隶入手,这使得他一开始便迥异他人,然而却又是符合其个性发展的十分正确的路子。
董文先生指出,“篆尚婉而通”。宝权篆书行笔劲健,气酣力足。意态端严中不乏飞腾之势,可见其多年研读三代铜器铭文神追古人的心路历程。“隶欲精而密”。其隶书则运笔悠然从容,横鳞竖勒,笔笔不苟,因掌握了“逆入——涩行——紧收”的笔法要妙,笔势活泼轻灵而不失凝重遒劲,笔画柔中寓刚,意气深厚,朴拙中透着秀丽,不故作新姿异态,得自然清整之美。通观之则在气势雄浑壮阔中漾溢着古朴的金石气息。
董文先生认为“书者,抒也”。抒情性是书法美学的基本特征。书法的美学价值,不仅在于能够创造审美意象,更重要的在于能够抒发书家的情志意趣。因此,物化了的点线、墨象、变化等形式美,才能在表现书家“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同时,成为鉴赏接受中的美感本源而感动读者。在力量与速度的协调挥运中,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笔墨审美意象的创造,唯有呈动态的书体最能完成抒情性这一书艺主旨的首要任务。篆、隶是“居静以治动”的书体,法多于意,易于表现功力而难以表现性情。草书是“居动以治静”的书体,意多于法,易于表现性情而难以表现功力。显然,在各书体中,因简约、连带、易变、疾速等独特功能,使草书在抒情性的表现方面具有着其他书体不可比拟的优势。李宝权深谙“笔性墨情,皆以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物也”(清刘熙载《艺概·书概》)的道理。故在研习篆隶的同时,对草书知难而进地颇下了一番真功夫,而以章草成就最大。李宝权通篆而知书法之源,笔下婉转圆融,畅达遒劲,锤炼了驾驭线条的能力,为其日后的今草(小草、狂草)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宝权擅隶,则使其在得到汉碑向背俯仰、波磔起伏的基础上,放开笔势,逸而为章草。章草乃隶书之捷,“急就”即其本意。“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今草要以奔放畅达为佳,章草则务求法度和简捷。古今习草者无不视先学章草为正宗,以求下笔有源,险绝求变之前须能先立平正。
董文先生指出,学书以真迹为佳。汉代史游、三国皇象章草,虽被尊为章草典范,可惜真本早佚,即使“松江本”、“玉烟堂本”,亦属摹刻,唯存意态可察,笔情墨性难辨。李宝权学章草,不抱守《章草草诀歌》,直接选取原作。他曾多年以《急就章》诸本日课临池,品味其朴拙古雅的意蕴。后经比较,从更接近现代审美习惯的角度,袒露其学书感言:“古之章草未能宏逸,虽不能实用,但其书法之高古渊雅,严谨工美,自有人好焉,故历代相传,生命未绝,大家倍(辈)出。余最喜宋克、王蘧常,造型古朴可爱。”(《李宝权书法作品集》)魏晋以至宋末,其间千年,章草几成绝响。虽有元代赵孟頫高张复古大旗,使章草萌发生机,但仅如孤鹤孑立,未能真正复兴。明代是草书大家辈出的时代,尤其宋克在振兴章草中,得皇象、索靖之神髓而一变出新,展示出卓越的艺术才华,成为章草主将。王蘧常先生乃当代章草大家,他遵乃师沈寐叟“冥索王右军所自出之章草为得”(郑逸梅《王蘧常章草选·后记》)的训迪,以汉隶笔法入草,中锋行腕,故能以朴茂、高古、凝重、典雅的风格“恢宏丕变”,“端正清遒”,异古殊今地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被日本誉为“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李宝权学习章草,调整了取向,后遂长期师法宋克、王蘧常,亦古亦今,取法乎上,情系大家,起点自高。
董文先生指出,李宝权先生近年的章草大气磅礴,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新而不怪,因为他的章草是从深厚的汉隶功底生发出来的。这不同于当下许多“心无旁骛”的书家作品,专仿古今某家或以集字法代替创作,既无根坻更无个性可言。他把章草的规律和特征统摄于笔下,又颇有隶书意趣,他作章草深明运笔的起止向背,纵横转换,故能得心应手。笔锋到处,或方或圆,提按使转,节奏分明。波磔放得开,出锋收得住。将章草“笔短意长”的特征掌握得恰到好处。笔势飞动而稳健,飘扬酒落,神采奕奕。观其笔画,粗不臃肿,细不薄弱,意蕴内含。体势舒展处如凤翼开张,翩然秀美。结构则严密而不松懈。章法上虽字与字互不连绵,但意不孤立,字与字之间上下呼应,行与行之间左右顾盼,通篇浑然和谐,气息贯于行列。章草字字独立,笔画简短,小易而大难,故古今作章草多为尺幅小品。李宝权因有长年书写大字篆隶的能力,作章草亦能四尺、六尺、八尺条屏,高悬肘腕大笔淋漓,洋洋千百言,从容挥写,健笔风行,气力弥满,以充满力感和运动感的点线,创造出形体硕大的美感形象。其鸿篇巨制高悬堂壁之上,直观形式上即给人以气势恢宏之感,令人精神振奋。而这种富于哲学和美学意味的大气,不是刻意做作出来的,是书家自己胸怀气质与精神境界的外化,是笔下的自然流露。书家因器识高而有胆气,因功力深而充满自信。大气对于书家来说,是极其可贵的艺术品质。
董文先生认为草书,是以简约、连笔、富有节奏的点线运动,透露出生命气息的符号艺术,草书也因此有了抒情达意的美学意义。从书法史上看,工于碑学者作草书,多表现出绵密古朴,沉涩老辣的唯有从钟鼎碑石上才能品读到的金石气。长于帖学者作草书,多表现出潇洒飘逸,清雅秀丽的唯有从诗文手札中才能品味到的书卷气。二者的审美意境颇不相类,却又各擅其美。而李宝权先生的草书却难能可贵地融合在一起,并化出自己的面貌。让人从其纵横逸宕的笔势中,感到充满在流动变化的点线中的是金石气与书卷气并存的,浑然谐和的高古典雅之气,风流蕴藉之气,张力蕴含于平和之中,个性寓藏于古法之内,亦碑亦帖,亦古亦新,不随人俯仰而风标自立。在中国书法美学范畴中,神采是情思、灵感与笔墨俱化的最高境界。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神采生于功力,功力源于用笔,笔法精妙多变才能神采焕发。明代祝允明《论书帖》云:“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说明神采须在与功力、性情的和谐统一中才能焕然彰显。李宝权功力扎实,又是性情敦厚之人,故其草书独具精神风采也是很自然的。他的草书,“翰不虚动,下必有由”,是老老实实的真正书家的草书。艺术要靠功力支撑,来不得半点的投机取巧。古人说的很有道理:“华之外观者博浮誉于一时,质之中藏者得赏音于千古。”(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当代书法大潮中,以行草面貌出现者占绝对主流。而草书艺术的丰富性与抒情性,又格外为书家们所钟情。草书的动势与草法的多变性,又常常诱使许多习草者不愿下大气力去刻苦钻研,而企望耍个花架子便可炫人眼目。于是草书大军中就出现了两种不正风气。一曰“野气”:即颠倒倾覆,逆向思维,笔下故作轻重、大小、长短、粗细、阔狭之变,一味地任情恣性,飞扬跋扈,逞支离、松散、破体之奇,以粗服乱头为时尚,以狂怪、怒张、霸悍、猛躁为个性,大有惊世骇俗之概,然而透过外装,不过“野狐禅”而已。二曰“俗气”:或学不从汉,草法无根。或“法不宗晋,固非上流”。习草者抛开蕴含功力与神采的经典碑帖原作,仅以《草诀歌》、《章草草诀歌》,或《草字编》、《草字汇》为范本摹其字形,故只得皮毛未能从整体形神气韵风采上接近古人,最终所作草书虽不乖张,亦无错讹,都只能靠东拼西凑集字成篇,了无意趣神采可言,其品位、格调绝难提高。晋以后,草书脱离了实用功能,成为具有审美意义的书写艺术。草书的符号化,只能强化其艺术的表现力,并非弱化其法度而存在。草书不是潦草之书,“草乖使转,不能成字”(唐孙过庭《书谱》)。纵然再狂放的一笔书,也是“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极致表现。因此习草者必须在直面古人原作描摹其形质神采的同时,对草法(结构变化规律)作一番研究。常见李宝权先生临池作草时那种专注与动情之态。高捉锥管,笔随意走,万毫齐力,牵连引带,提按使转,动不逾矩,力到、笔实、墨沉、形端、气满,那么气定神闲地从从容容地倾心投入,对草变规律的细心扒梳,心中与古哲时贤对话,鉴赏品味的同时,一笔一画,一字一篇,起伏律动的线条如同心律与经典合拍。如此立定根基,由表及里,因法而意,从形入神,渐次提高,勤奋日进,必然通达成功之路。
董文先生指出,当下的书法创作中,真正的“纯草书”已然不多了。这使得许多草书家们十分忧虑具有两千年历史血脉的草书的当代生存状态。于是,草书的“三性”便被提了出来。一是抒情性。此问题非关草书生态。事实上,各种书体的草书化倾向已经风靡书坛,而且其抒情功能在当代的过分强化与偏执,恰恰使它成为后两个问题的障碍。二是规范性。因为其特有的标准和法式,草书才能作为一种独立书体存在并传承至今。因为规范,面对符号化的神鬼莫测般变化的草书,我们才能与古人对话,揭示奥秘,解读浩繁的艺术典籍。三是同一性。即一幅作品中是完全的纯粹的草书,不夹杂其他书体。当下草书的问题多出在规范性和同一性上,而且许多书展中,貌似草书而实乃“伪草书”的作品占有很大比例。长此以往,草书的当代弱化与异化,必将阻滞具有独立意义的草书的传承与发展,这并非是杞人忧天。草书所以成为草书,其本体的规定性决定了它特有的美学价值,草书被其他书体所广泛掺用的异化现象,着实令人堪忧。应该说,李宝权是草书“三性”的忠实维护者。他的草书,是不含任何杂质的真正草书,是彰显着个人性情,而且符合规范的品质纯正的草书。仅此一点,就值得对当下草书生态忧虑的书家们所钦佩和尊敬。
董文先生指出,草书两种。章草与今草(小草、狂草)互相通融。从结构形质上讲,三者之间是连断、收放的关系。李宝权先生在创作中,既致力于章草又兼攻小草、狂草。路子宽,胆魄大,笔势放开,字形变化,笔法表现丰富。对草书创作与研究兼顾。章草与今草的关系,近人王世镗在《论草书章今之故》中,从笔法、笔意、笔势诸方面,有一段详细地比较分析,“今喜牵连,章贵区别;今喜流畅,章贵顿挫;今喜放宕,章贵谨饬;今喜风标,章贵严重;今喜难作,章贵易识;今如风云雷雨,变化无穷,章如日月江河,循环一致;今喜天然,天然必出于工夫,章贵工夫,工夫必不失天然……今适于大,章适于小;今险而章逸,今奇而章偶;今欲速,速贵能留,留则罕失,章欲缓,缓贵能走,走则不滞。……用意不同,取势之异。”在浮躁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原本澄心明性圣洁高雅的书坛,很难成为一块不被污染的净土。新时期的书家最可贵的是应有一种不为时尚左右,不随人俯仰的专致艺术的定力。定力,本佛教语,意指坚信精进,专忍坚定之心。当下的书家欲成大事业、大成就者,必须“致虚极,守静笃”(老子语)。具备了这种精神、品质,才能不观风向,不看潮流,耐得住寂寞甚至清贫,守住自己的家园,在艺术求索的路上一直走下去。这就更需要书家在锤炼艺术的同时,磨炼自己的意志、心性、思想情感和心灵境界。李宝权先生为“找到墨海的神韵,先人墨迹的灵魂”,他“每日闻鸡起舞,数十年未曾间断。汉魏碑帖,无所不读,真、草、隶、篆、行,无所不写”。有了长期砚田苦耕的超凡定力,使他在书艺上具备了四个能力:“心正笔正”的书品与人品的理性思辨能力;对作品意境、格调、品位的鉴赏能力;得心应手的笔墨驾驭能力;创作鸿篇巨制的宏观把握能力。
董文先生在《李宝权书法作品集·序一》中写道,李宝权积三十年“笔冢”“墨池”的心力之劳,书艺上已经硕果累累,处于由成熟向老到转化的黄金时期。书法由技而艺,由艺而道,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历练过程。有无怨无悔的翰墨情结,凭坚忍不拔的恒心和毅力,在不远的将来,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和飞跃,在书苑的自由王国中,引领我们走进他更辉煌的艺术世界。
辽宁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