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佳节话屈原

　编者按：端午节就要到了。每到端午，我们自然想到屈原。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爱国爱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独立不迁、品行高洁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鼓舞着无数中华儿女。他的诗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与《诗经》并立的又一高峰，泽被百代。今天我们在端午节纪念屈原，正是为了将其精神和人格得以延续，得以传承。本期讲坛邀请赵敏俐教授讲述端午和屈原的故事。

　　端午和屈原的关系

　　端午是一个古老的中国节日，它的起源不明。

　　近人闻一多作《端午考》，认为它和南方文化有关，是龙的节日。近来还有人提出了其他说法，如有的人说它是一个镇妖避邪的节日（张心勤《端午节非因屈原考》，《齐鲁学刊》1982年第一期），有人认为它起源于夏至日（刘德谦《“端午”始源又一说》，《文史知识》1983年第五期）。端午节纪念的名人，据说还有伍子胥和孝女曹娥，《艺文类聚》四引《琴操》：“介子绥……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世说新语·捷悟》篇《注》引《会稽典录》：“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虄涛迎波神而上，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

　　但影响最大的，有历史文献可考的，还是纪念屈原一说。一见于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艺文类聚》卷四引》）二见于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荆楚人，以五月五日并蹋百草，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又曰：“屈原以是日死於汨罗，人伤其死，所以并将舟楫以拯之，今之竞渡，是其遗迹。”三见于《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目皆带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也。”（《太平寰宇记》一四五引）

　　这些说法，不但将端午节和屈原投水而死的时间联系起来，而且将端午节的许多民俗活动也做了相应的解释。唐人文秀有《端午》一诗曰：“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诗中明确说端午节为纪念屈原，并称其为“万古传闻”。可见，不管这个节日最初起源于何时，由何起因，至晚到唐代，将端午视为纪念屈原的节日，就已经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可，是民心所向了。

　　屈原精神的伟大

　　人们之所以这样怀念屈原，用一个节日长久地纪念他，自然是因为他的伟大。屈原的伟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对楚国故土和人民的热爱，一个是他坚守理想独立不迁的高尚节操，两者互为表里，相映生辉。在中国古代，没有一个诗人像他这样在两方面都值得永远的尊敬。

　　屈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屈原是楚国先王的后裔，有高贵的血统，这使他和楚国故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热爱楚国乃是他天生的遗传基因。正因为如此，屈原的这种爱也就特别深切，超越于一般人之上。他希望在楚国能实现他的“美政”理想，让楚国一天天强大，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屈原却生活在一个君王昏庸、佞臣得势的时代，这使他的理想难以实现，必须要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离骚》开篇就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朱熹深得《离骚》之意，注曰：“赋而比也。三十曰壮。弃，去也。草荒曰秽，以比恶行。骐骥，骏马，以比贤智。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壮盛之时，弃去恶行，改此惑误之度，而乘骏马以来随我，则我当为君前导，以入圣王之道也。”由此看来，诗人屈原从政之始，就希望楚王能够弃秽除恶，重用贤才。屈原为国家处于这种危险境地而担心，他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在楚王前后，希望楚王能步履尧舜：“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于前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但遗憾的是楚王不能体察他的忠心，屈原为此而痛苦、彷徨，但并没有放弃，因为他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楚王，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楚国人民的幸福，是为了楚国的强大。他为此而上天入地的求索，陈词重华，叩问历史。他坚信自己的正确，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他最终沉江于汨罗，不仅仅是因为楚都的沦陷，还因为理想的破灭。其实他的死志早已确定，在《离骚》的结尾，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是为了伟大的“美政”理想而献身的。所以说，他爱国的精神核心是“美政”理想，这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屈原的伟大还在于他有高洁的人格。他早年所作的《橘颂》就是他人格的写照。“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可见，少年时他便有不凡的志向，有“独立不迁”的品格。在楚国君昏臣佞，在“众女嫉余之蛾眉，谣诼谓余以善淫”，在“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的现实环境中，他能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女媭苦口婆心地劝他，说现在是“薋菉葹以盈室”“世并举而好朋”的时代，质问他“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要他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是，屈原认准了自己的理想，决不改变初心。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楚辞·渔父》一篇，就是对屈原这种高洁的个体人格的真实记录：“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由此可见，屈原之死，并不仅仅是为国殉情，更是为了保持自己的高尚节操，他是宁死也不肯玷污自己的清白之身，宁死也要保持自己高傲气节的人。

　　屈原之后，中国还出现了许多具有忧国忧民精神和独立品格的大诗人，如宁可辞官归隐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视为人生理想的杜甫，临死也不忘恢复中原的陆游，等等。但是，为了追求“美政”理想而矢志不渝，宁死也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将这二者统一在一起，并且最终殉身而死的大诗人，只有屈原，他从两个方面都为后人做出了光辉榜样。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文化名人，但是人民自发地用一个节日来纪念的，只有屈原，这就是屈原的伟大。屈原是真正的人民诗人。

　　屈原形象的树立和作品的经典化

　　屈原投江而死在当时一定引起了社会的震动，他的故事由此而广泛传播。屈原去世不过百年，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贾谊被贬长沙之时，就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凭吊他。可见，在百年的时间里，屈原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又过了不到百年，司马迁将他的故事写入《史记》。人们感伤他的遭遇，惊叹他的才华，传承他的诗篇，学习他的精神。

　　屈原形象的树立，一方面源自于他一生的遭遇和沉江而死的悲剧，另一方面源自于他的作品。

　　屈原的代表作是《离骚》，这是诗人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呕心沥血而写成的长诗。诗中详述了诗人在追寻理想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挫折，内心的矛盾、痛苦和挣扎，直到最后希望的破灭，表白了愿以死明志的决心。读来可谓声声是泪，字字是血。古今中外，所有的优秀抒情诗无疑都是诗人生命情感的独立抒发。屈原作品和屈原其人是合为一个整体的，它们共同成就了屈原的伟大。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段话，据后人研究，其中也包括了淮南王刘安对屈原的评价，其中包括对屈原其人的充分肯定，和对《离骚》这篇作品的高度评价。从人来讲，他们认为屈原是“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从文来讲，他们认为《离骚》是一篇抒发忠怨之情的作品，“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所以，这篇作品直接继承了《诗经》的“风雅”精神，“《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离骚》有关乎治理国家大政的丰富内容，“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再进一步，他们则从“文”“辞”“志”“行”四个方面对屈原和《离骚》做了高度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我认为，这是对屈原和《离骚》的最准确、最高也最公允的评价。

　　屈原所生活的时代是战国时代，屈原的出身是贵族，这使他的作品中包含了战国士人和楚国贵族的双重精神，辞采富丽而感情充沛，因而有一种大气磅礴之势。这使之与汉代以后的文风大不相同。故此，也曾受到有严重儒家思想的班固的批评，说他“露才扬己”，对他的死也有微辞，说他属于“贬洁狂狷景行之士”，说他的作品“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显然，这是对屈原的苛求误解。所以，他的这一说法就受到了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的批评。在王逸看来,“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这是对班固之说的有力反驳。王逸对班固的反驳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他为了强调《离骚》的价值，而将它完全比附于《诗经》，这就抹杀了这部伟大诗篇的独特成就。

　　事实上，作为生长于楚国的贵族，屈原所创作的楚辞这一文学体式，虽然从中华文化传统上继承了《诗经》精神，但是毕竟还有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这使它得以成为《诗经》之后的又一诗歌高峰。因此，充分地认识楚辞与《诗经》的异同，给它以一个更为准确的历史定位，就显得特别重要。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写《辨骚》一篇，对此做了很好的阐释。他首先从产生的时代给《离骚》以定位：“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这就两个方面将楚辞与《诗经》的传承关系辨析清楚，说它的产生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时间上的“去圣之未远”，第二是空间上的“楚人之多才”。也正因为这两点，使它既从“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和“忠怨之辞”四个方面继承了“风雅”传统，又从“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和“荒淫之意”四个方面突显了自己的特色。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溶经旨，亦自铸伟辞。”上承三代传统，独秀于战国之时，“取溶经旨，自铸伟辞”，这就是刘勰从时空上给楚辞的定位。正因为如此，它的成就和影响，也是在《诗经》之后而独步天

　　下，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在刘勰看来，后世文人若想做好文章，最好的方式就是同时兼学诗骚二者：“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他最后总结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可以说，刘勰的《辨骚》一篇，既是对屈原的定评，也标志着楚辞经典化的最终完成。从此以后，无论是对于屈原的评价和对于《楚辞》的认识，基本上不再有大的争议，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由此而确立。

　　每逢端午咏屈原

　　同《楚辞》的经典化与地位的确立一样，端午节最终成为纪念屈原的节日，也有一个过程。

　　从名称上讲，“端午”或称“端阳”“重五”，指的是夏历五月五日，它作为节日，或者和时令有关，或者和风俗有关，但最初应该和屈原无关。《史记·孟尝君列传》：“田婴有子四十馀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於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王充《论衡·福虚篇》也有记载。“沈约《宋书·王镇恶传》：“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疏宗。（王）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可见，在古代的传说中，五月五日可能是一个比较凶恶的日子。所以从民俗上讲，端午节拴五彩线、采艾蒿，沐浴等可能都与驱除不祥有关。《艺文类聚》引《续汉礼仪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柳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初学记》卷四引《荆楚岁时记》曰：“俗谓是屈原死汨罗日，伤其死所，并命将舟楫以拯之，至今为俗。”又引《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又引宗懔《荆楚记》曰：“五月五日，荆楚人并蹋百草，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故师旷占曰：‘岁多病则艾草先生也’。”从端午节纪念的名人来讲，除了屈原之外，还有介子推、伍子胥和孝女曹娥。《艺文类聚》卷四《岁时中》引《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采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

　　可见，在东汉时代，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流传尚不太广远。但是在梁时吴均（469~521年）的《续齐谐志》和宗懔（约499~563年）的《荆楚岁时记》中都有了生动的记载。到六朝时候，端午以纪念屈原的说法，已经逐渐流传起来。

　　将端午从一般的民俗节日演变成一个纪念文化名人的节日，这表现了民众对屈原精神的高度认可，对屈原的怀念与热爱。从此，使这个节日具有了双重的文化内涵，每逢端午咏屈原，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从古至今，代有佳作。

　　将端午节和屈原合咏的诗歌，比较早且有代表性的是唐代刘禹锡的《竞渡曲》：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

　　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鬣动，螮蝀饮河形影联。

　　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

　　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

　　彩喷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乐府诗集》卷九十四）

　　此诗前有小序：“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音，咸呼‘何在’，招屈之义也。”郭茂倩认为《竞渡曲》即由此而起。此诗当为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时所作。朗州在隋大业初年为武陵郡，唐初复为朗州，天宝初又改为武陵郡，乾元初又复为朗州。辖境相当于今湖南常德市及汉寿、桃源县地。由此可见，至迟到中唐时代，在武陵一带每年端午节所举行的龙舟竞渡，就已经和纪念屈原连在一起了，诗中描写了沅江上举行的端午龙舟竞渡，场面热烈。彩绘的龙舟蓄势待发，鼓声隆隆，乱流齐进，如蛟龙出水，长虹饮河。刺史在岸边观看，颁酒犒赏。得胜者兴高采烈，落败者颜色沮丧。江边彩旗夹岸，观者如云。直到天色已晚，游人才散。观此描写，可见在唐代，端午的龙舟竞渡已经相当隆重，与今日的龙舟竞赛几乎没有区别。当然，诗人也由此生发感慨，曲终人散，日暮空愁，屈原何在？只有招屈亭前的水日夜不息地滚滚东流。刘禹锡参与了永贞革新，因失败而被贬于此处，由此而想到屈原的遭遇和处境，自然也带有无限的伤怀，可谓有感而发。宋人刘克庄的《贺新郎·端午》一词，同样是在端午节时怀念屈原的佳作：

　　深院榴花吐。画帘开、綀衣纨扇，午风清暑。儿女纷纷夸结束，新样钗符艾虎。早已有、游人观渡。老大逢场慵作戏，任陌头、年少争旗鼓。溪雨急，浪花舞。灵均标致高如许。忆生平、既纫兰佩，更怀椒醑。谁信骚魂千载后，波底垂涎角黍。又说是、蛟馋龙怒。把似而今醒到了，料当年、醉死差无苦。聊一笑，吊千古。（《全宋词》卷346）

　　初夏时节，端午来到，儿女们束装打扮，竞相夸耀；游人们争到河边看龙舟竞渡，诗人也逢场作戏前去观赏，陌上少年旗鼓争鸣，溪雨正急，浪花飞舞，场面壮观。而诗人却不由得想起纫兰怀椒的诗人屈原，想到端午节许多风俗都因他而起，不免心怀惆怅，写词凭吊。

　　同样是端午观渡，明人边贡的《午日观竞渡》则又是另一种情怀：

　　共骇群龙水上游，不知元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雷鼓嘈嘈殷碧流。

　　屈子怨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江亭暇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

　　（温广义《历代诗人咏屈原》）

　　边贡曾官至吏部尚书，《明史·文苑》中有传。此诗写龙舟比赛的盛况，默悼诗人的英灵，亦颇有感情。屈原的爱国精神曾经鼓舞了无数志士仁人，他们在国难当头之时，自然更要借端午抒发感想。宋代爱国诗人文天祥在德祐二年（1276）出使元军被扣，在镇江逃脱后，不幸的是又一度被谣言所诬陷。为了表明心志，他就在端午这天写下了《端午即事》一诗以表白心迹：

　　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新知万里外。

　　丹心照夙昔，鬓发日已改。我欲从灵均，三湘隔辽海。

　　国难当头，诗人出使敌国被扣，好不容易逃脱却又受人诬陷。此时此地又逢端午，诗人不由得兴发感叹，说自己丹心朗朗，从未改变，并表达了向屈原学习的志向，在我们的面前树立了一位像屈原一样为国难奔波却壮志不已的士大夫形象。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源远流长；屈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诗人，光耀千古。端午和屈原合在一起，是人民的选择，文化的认可。通过节日的庆典和民俗的传承，屈原的光辉形象和伟大精神将会代代相传，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简介：赵敏俐，浙江大学教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科研主要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诗歌、中国现代学术史。主要著作有：《两汉诗歌研究》《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周汉诗歌综论》《先秦君子风范》《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等，主编《中国诗歌通史》《中国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中国文学研究论著汇编》等数十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其科研成果获得过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