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城市社会阶层体系再审视

　　城市的深刻变化是唐宋变革的显著特征，也是唐代社会繁荣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原因。伴随唐史研究的发展，这一领域成果丰硕，形成开放性的讨论，争论的核心是城市社会阶层划分体系（即划分标准和主体阶层）。近年来，石刻史料的出土与笔记小说的深层解读为学界提供了大量案例，使学者视线下移，日益关注中下层群体，理论交锋由制度史、经济史扩大到社会史和文化史。根据阶层划分标准，目前主要的城市社会阶层学说分为“四民”分业、阶级划分、法律特权分类、“市民社会”、“富民”崛起等理论。然而，这些理论能否解析多元且变化的唐代城市社会，需要从社会经济变迁角度重新审视。

　　传统的“四民”分业理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阶层逐渐形成，“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四民”分业是中国传统的阶层划分方式，唐代仍被统治者不断重申，以贯彻国家的农本思想。冻国栋的《略述唐代人口的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2年第19辑）和《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四民分业”问题——兼述唐中后期城市居民的职业结构》（《暨南史学》2004年第3辑）概述了这一情况。城市中的“四民”反映了人在经济结构中的分工位置，也体现出生产资料的占有和财产所有权的不同。

　　对“四民”的归类和理论构建，在唐史研究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势。张泽咸在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下划分出不同阶层，将“四民”归位并补充、细化。他在《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和《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中认为，城市中的阶层主要包括在城市活动的贵族官僚地主、庶民地主、手工业者、个体商贩、部曲、奴婢和杂户。职业结构是社会阶层分类基本要素之一，这在城市人口构成中尤为凸显。城市中围绕经济活动、政治管理、文化生活出现的职业是较为固定的，而职业直接影响个体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是决定其社会阶层归属的重要因素。

　　阶层的细化是完善结构体系的典型思路，增加阶层准确度则是研究的另一途径。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从官吏家庭背景看社会流动》（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69年）的分类方法兼顾身份性质和职业，搭建出不同的等第框架——士族、小族和寒素。士族是指南北朝旧族、唐宗室、在唐三代为官或者居官五品以上之人；小族是指没落士族、低品豪酋、父祖有一代五品以上者；寒素则是素士、农、工、商、兵、其他半自由民，以及非自由民如奴婢、门客等。可谓前考父祖，现查境遇。与之相异，如果只看个体当时的情况，划分是否更加精确？结合法律规定，李伯重进行了尝试。他在《〈唐律疏议〉中所见的社会等级》（《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和《唐代社会等级的划分与命名》（《千里史学文存》，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中，根据封建特权和基本权利的有无及强调程度，把唐代社会各等级分为拥有无限特权的帝后等级，掌握有限特权的应议请减赎当免者，无特权但有起码权利的凡人等级，连起码权利也没有的部曲奴婢等级。他还认为，细分阶层反而会把法律特权相同的人分割开，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封建社会越向前发展，等级结构越简单。陈灵海《唐代籍没制与社会流动——兼论中古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动向》（《复旦学报》2015年第1期）一文支持这一观念，认为对社会上层的重刑化，将部分人员打压至底层，而对下层轻刑化有助于下层的上升，这使得阶层日趋“扁平”。

　　新标准下的阶层体系

　　在传统阶级加等级的体系之下，“士”被普遍认为是主体阶层。但城市中的“士”，广义上有士族、小族、参与科举的寒素，从经济水平或消费能力来看差异甚巨，其财富来源方式各异，社会生活行为也有不同取向。这一阶层中的贫寒士人，难以达到“士”的基本要求，也难以归入其他阶层。王德权在《“士人”合理性的重构——以柳宗元的政治社会批判为例》（《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4年11月）中，讨论隋唐以来士人的社会来源，发现其越来越多样化。此类分化现象在各阶层都有发生，正如杜文玉在《唐宋时期社会阶层内部结构变化》（《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中所言，唐宋皇室、官吏、农民等社会阶层内部结构和身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每个阶层变化的时期不完全相同，完成变化所需时间也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分层标准的错位和各阶层间的缝隙，大量难以“归纳”之人出现。在此基础上，新的划分理论被提出和论证。

　　1.空间维度下的“市民社会”体系

　　以不平等身份划分等级，其标准是“贵”与“贱”的对立，这符合唐代初期的基本状况。但到唐中叶以后，出现了以城市空间为限定的划分标准，进而形成独特的“新阶层”，即宁欣提出的“市民社会”概念。

　　这一混合式的体系突破原有“阶梯结构”，透析都城社会变迁。宁欣《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析——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和《唐宋城市经济社会变迁的思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等文章立足地域空间变化，将商品经济、人口结构及其增减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的基本线索。城市如一个有机体，向内聚集人口、积累资源，向外辐散能量至整个国家。城市的主体人群即“市民”，他们作为城市社会的主体阶层，涵盖比较广泛：商人、居民中下层，被吸纳的士人和官僚阶层的中下层人士。之所以把这些人群归纳为同一阶层，表面上看是因为“城市”地域范围限定，或者说有共同生活的空间。更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这源于城市发展重心向外郭城倾斜后普通市民和外来人口比重增加，士人与普通市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取向交汇。当然，还应注意到唐代城市有规模大小之别，都城、大城市、中小城市的“市民”阶层在规模、作用、经济水平、发展程度方面存在差异。

　　2.社会转型中的“富民”崛起

　　唐代后期，“四民”界限日渐模糊，市籍制终结，坊市制被打破，两税法在制度上承认贫富分化，财富占有量成为划分人群的标准，城市社会重心下移，富民阶层兴起。林文勋较早发现了这一阶层，并把它作为解构唐宋以降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一把钥匙。在新的划分理论中，职业、身份和特权不再是阶层的决定因素。

　　林文勋在《论题：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和《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等文章中认为，“富民”占有财富又具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基础。唐宋时期，他们人数多、分布广，与其他社会群体有明显区别，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没有任何特权，仅利用经济手段获取财富。这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唐宋变革中的产物。曹端波在《唐代富民阶层的崛起与乡村控制的变迁》（《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中也强调了“富民”的崛起，这些人本质是“民”，只是拥有较多的财富，他们在士族没落之后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这个“转型”是什么？他的《唐代社会阶层结构变革：由贵贱到贫富》（《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一文给出了答案，阶层划分的标准由“贵贱”到“贫富”，即按照财富的占有量来划分。富民阶层中有不同职业的人员：地主（包括田主）、经营高利贷的钱主、各行手工业者和行商坐贾等。城市中聚集着大量“富民”，他们与城市双向互动，城市发展使富民阶层出现，同时富民阶层的经济活动、文化选择、城居建设也推动了唐末城市化进程。

　　持续热议阶层体系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分层理论。如张剑光、张洁《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将城市中的常住居民分为三类：宫廷人员、官员等公职人员和一般平民，并指出由于不同阶层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不同，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不同。张雁南《唐代社会阶层消费水平差异析论》（《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和《唐代社会群体消费行为特征分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也从消费分层的观点入手，将唐代消费群体分为两大阶层，上层是官僚贵族、富商大贾以及一部分富民和上层僧侣，他们消费奢侈；中下层是农民、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贫寒人士，他们的消费主要是维系生活。然而，仅以消费类型进行划分，适用范围有限，未能成为代表性的体系。

　　梳理诸家阶层结构学说，对比其划分标准，有三个问题耐人深思。其一，长时段与短时段的对立与结合：定性个人的阶层归属，重点应放在父祖带给他们的身份地位，还是本人的属性？包括仕宦、职业、财产占有情况。其二，唐朝前后期变化巨大，一个标准是否能贯穿始终？如要使用多重标准，怎样选择？怎样寻找适合的时间分割点？其三，当新的阶层出现，剩余人群如何进行整合？如果不能，对这些阶层学说理论不能覆盖之人如何认识？换言之，混合式划分下“非典型阶层”意义何在？

　　学界持续热议阶层体系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了加深对唐代经济社会生活的理解。传统的分类标准受到冲击的关键在于唐代城市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以城市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城市变革昭示着社会的变化。唐代都城繁荣，较大规模的城市运行体制开始出现。其本身的向心力增强，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注入。

　　整体来看，四个方面的变化显著：第一，商品经济发展，商业、手工业、服务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城市形态变化，外郭城的发展为普通居民和外来人员提供生存空间，为大量“逸出”京畿的人口提供舞台；第三，各级国家机构的完善，从属人员需求量增大，入仕的各阶层人员在城市中定居，成家立业；第四，城市成为全国性文化体系的支点，科举制使士族与庶族子弟到城市求学应试，娱乐活动成为市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城市化发展使得人口数量增加、人群构成重组、社会阶层变迁，混合式的社会群体日益凸显。

　　从“四民”分业到“市民社会”“富民”崛起，三种学说热议体现的是城市内部形态的变化，城乡分化、阶层分化、社会群体流动。鉴于城市的张力，学者们探讨的阶层不再局限于“城居”或者“邑人”，也包括个体经济、社会活动轨迹，城市史研究的维度由此增加，这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隋唐五代城市社会各阶层研究”（18AZ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