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文字实录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3月8日9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王正伟。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郭声琨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以下为文字实录：

　　刘奇葆

　　各位委员，现在开会。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让我们向全体女委员、女同志表示节日的祝贺。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王正伟。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郭声琨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让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上午的会议议程有两项，现在进行第一项议程，听取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庆黎同志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张庆黎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刘奇葆

　　现在进行第二项议程，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大会发言共安排两场，今天上午进行第一场，共有13位委员发言。

　　首先请张季委员发言，李惠东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张季

　　我的发言题目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40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国改革开放号角，中国经济社会从此步入快车道。5年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改革进入波澜壮阔新征程。4个月前，中共十九大再次吹响改革集结号，习近平总书记在3万多字的报告中，讲“改革”70多次，涉及改革举措158项。“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十九大最强音。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担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既挂帅又出征，亲自审定了300多个方案、指导各专项改革小组出台1500多项举措，确立了改革主体框架和“四梁八柱”。总书记在十九大上又为我们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愿景，激发我们投身改革豪情，坚定我们支持改革信心。“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天，怀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纵横捭阖，开拓进取，在改革中敢为、能为、有为。为此，我提4点建议。

　　一、聚焦重点，绘好改革施工图。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是我们面临的“三大攻坚战”，既是“补短板”诉求，也是施工重点。尽管我们有了一些改革经验，但在操作层面的靶向性、精准性尚有不足，某些改革的针对性、力量性还不够，这与顶层设计预期和群众殷切期盼还有一定差距。为此，我们要聚焦重点、献计献策，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精心设计，优化方案，既不能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也不能拣到筐里都是菜，胡子眉毛一把抓。要锲而不舍，有条不紊。

　　二、凝聚共识，打好改革攻坚战。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该不该”“敢不敢”问题，还是个“能不能”“会不会”问题，既要有突破利益藩篱的决心，又要有能够落实的措施。毋庸讳言，一些人思想观念上的束缚仍未破除，在改革攻坚上缺乏韧劲、闯劲和狠劲。我们要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既要“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又要“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全力推进，确保各项工作都有人去管、去干，以改革之举破解发展之难。

　　三、坚持问题导向，开创改革新局面。当前改革确有滞缓之处。比如：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现象，就是“七八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还有中梗阻现象，有些人上不接天线、下不接地气，畏惧改革、回避改革甚至阻挠改革；再有利益固化现象，动别人的奶酪可以，动自己的奶酪就不行。以当前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例，我们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理顺体制，优化配置，协同进程，提高效率，既大刀阔斧，又循序渐进，既消肿去臃，又激发活力，努力约束权力的任性，努力降低管理成本，开创改革新局面。

　　四、正面引导，宣传改革好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许多改革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成效，涌现出一大批改革亮点。比如，城乡居民收入，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解决“剪刀差”现象，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一段时间不减反增，在近些年来的改革中才得以改进，从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的3.1：1，到2017年的2.71：1，充分说明农民的获得感来自于改革。这些既是改革的成果，也是凝聚人心的动力。建议相关方面，积极做好改革宣传引导，传递改革“好政策”、传播改革“好声音”、传诵改革“好故事”，不断焕发改革精气神。

　　最近，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跃马扬鞭，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入手，将改革再一次推向历史高潮。我们要向中共中央看齐，向习总书记看齐，直面挑战，勇立潮头，在改革中建功立业。

　　刘奇葆

　　请李惠东委员发言，楼继伟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 李惠东

　　我的发言题目是：加强西北区域统筹协调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西北地区是我国内陆腹地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处于“一带一路”国内段的前沿。目前，西北地区正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西北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互联互通网络逐步成型，贸易投资大幅增长，重要项目合作稳步实施，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西北地区在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一是部分省区的陆路、航空口岸的定位和布局趋同，口岸建设方面缺乏差异；规划的城市新区有同质化竞争倾向；各省举办了多个论坛，形式和内容上有重复，部分论坛的影响力和效果也不够显著。二是本地优势发挥不足，西北多个省区提出建设能源中心、金融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等，虽各有优势，但发展目标趋同。三是中欧班列政府补贴较高、竞争激烈，阿拉山口等节点压力较大，口岸出境滞留时间较长，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欧班列的时效性。

　　为此，我们建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有关精神，加强区域统筹协调，引导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沿线各地因地制宜发展：

　　一、突出效益优先，注重协同发展。把西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优先考虑，进一步将西北地区的矿产资源、农牧业等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增强对中亚、西亚乃至中东欧地区的辐射能力，推动共同富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深入研究各省区的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明确定位与分工，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和行动计划。由中央有关部门牵头，统一协调地方行动、整合资源、督促落实，鼓励各省区有序竞争，避免重复建设。制定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园区方案，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与沿线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良性互动。适当整合政府主办的各类博览会、论坛等。

　　二、立足西北各省区实际，优化产业布局。建议陕西自贸区加大创新发展力度，引领西北地区发展，西安切实发挥好国家中心城市和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的作用。建议陕西、甘肃等地利用军工和地缘优势，以军民深度融合创新示范基地建设为抓手，促进国防经济和地方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建议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地着力发挥农牧业优势，建设现代农牧业发展中心，建立种子、种畜研发培育中心，加快形成健康土壤、安全食品、生态“肉仓”发展新格局。建议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加快建设中医药基地，在宁夏建设丝绸之路生命健康工程中心，促进国际健康服务合作。加强西北地区历史文化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三、加强中欧班列的国内国际合作。大力加强省际合作。积极打造固定散货集结地，优化中欧班列的货源配置。吸引欧洲大型跨国物流企业融入中欧班列货运物流体系。利用大数据优势，与进出口企业、物流企业进行深度数据对接共享，充分发挥新疆口岸的区位优势、兰州新区的枢纽优势，探索国内统一科学的编组机制。以国际中转港建设为龙头，优化中欧班列路线，加强物流通道统筹。建立具备国际中转港功能的海铁联运枢纽示范平台，把中欧班列打造成东连太平洋、西连欧洲腹地的国际物流枢纽。

　　刘奇葆

　　请楼继伟委员发言，张道宏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楼继伟

　　我的发言题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破除传统思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核心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我理解，相对于需求侧，供给侧是指生产要素一侧，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结构性改革是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实现要素优化配置的制度调整。因此，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如果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政府推动，就是计划经济“关停并转升”的再版，不是改革。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惯性，近期仍可以观察到运用传统办法来完成任务的现象。

　　如“去产能”，政府应当严格管理“负的外部性”，执行环保标准、安全生产标准、质量标准等，按规则、程序去除不达标产能。但是，通过行政命令下达指标“去产能”的现象仍屡见不鲜。

　　如“去库存”，特别是在房地产“去库存”方面，房价高企与库存过量并存，各类开发区高成本建成与使用不足并存，增加了“去库存”的难度。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落实“租购同权”，让中央财政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等配套政策落地。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要求，加强城市协同规划，错位协调发展，从而转型、盘活开发区和其他商业地产库存。从现实情况看，过度开发的这类商业地产库存，有些可能难以盘活了，要汲取教训。

　　“降成本”方面，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如解除管制、深化“放管服”改革等。要尊重价值规律，不能因为机械性地落实“降成本”而使价格僵化。比如，调峰电力、调峰气源的价格，按价值规律，应成倍地高于常规供应价格，并在最终供给价格上反映这些成本。不适当的管制，会造成“窝电”加重，天然气调节储量长期不足，形成阶段性“气荒”。

　　“去杠杆”“补短板”是最难的。当前，“去杠杆”、降金融风险已是最为迫切的任务。“补短板”方面，脱贫攻坚和生态环境治理是当前的重点。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中长期问题的“补短板”。这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产生“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比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的增长逐年赶不上保费支出的增长。一些省份已出现当年收不抵支，靠历年滚存结余支付当年缺口。从全国看滚存结余规模不小，除区域不平衡外，更大问题是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历年财政补助。我国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是相当高的，对企业造成了很大成本压力。但保险基金的平衡状况仍十分窘迫，一方面反映了老龄化的提速，另一方面反映了激励约束机制不充分，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建议尽快着手建立精算制度，并如同公开年度财政预决算一样，将精算报告向全社会公开，揭示长期风险，推动全社会形成进一步改革完善体制的共识，加强代际公平。这一问题不早解决，我们的子孙辈将承受更大的负担，也将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持续的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是奔着问题去的，要解决问题就要针锋相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每一项措施，都面临着利益格局的调整。不直面利益调整，不能妥善处理利益调整的，不是真正的改革；不立足长远，就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不把握好节奏，改革就难以成功。我坚信，只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牢固树立问题导向，直面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久久为功，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刘奇葆

　　请张道宏委员发言，周汉民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陕西省委会主委 张道宏

　　我的发言题目是：久久为功 打赢蓝天保卫战

　　为治理大气污染，中共中央、国务院果断出重拳、下猛药、治源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至去年底，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下降30%以上，灰霾天气出现频次和覆盖范围也开始减少。但是，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保卫蓝天的初战成功，绝不意味着灰霾从此俯首就擒。这一成果来之不易，首先是“人努力”：详细的逐年减排方案非常有效，源头减排工作做得细、做得实；其次是“天帮忙”：北风较前几年频繁，没有出现超常的静稳天气过程，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因素。

　　我们更应看到：当前我国各类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总量，仍处在世界前列；虽然PM2.5的污染趋势初步得到控制，但距离整体达标仍有较大差距，治理压力尚未缓解。尤其是，我国的“三偏”结构——即偏工业的产业结构、偏化石燃料的能源结构、偏公路运输的交通结构，决定着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特别是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河渭河平原、成渝、东北等区域，产业相对集中，大气污染排放源头多样、污染物成分复杂，呈现出多类型、高负荷共存的格局。而且，已有监测数据和研究表明，不同地区PM2.5的主要来源存在显著差异，即使同一地区PM2.5还存在时间差异，冬季重污染尤其突出。这些，都加大了大气污染精准治理的难度，如有丝毫放松懈怠，很可能会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灰霾形成的主要原因，现在已经基本清楚。要彻底治理，涉及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控制技术和社会经济成本等诸多问题，需经一个不断优化调整的过程，污染物的逐步减排也需时日。常言道：天助自助者。“天帮忙”的气象条件固然重要，“人努力”才是我们治霾的根本立足点。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都必须以“更有效率的源头减排”为重心，并集中力量解决冬季重污染问题，将其作为减排工作重中之重。同时，必须持之以恒，方能久久为功。具体建议：

　　1.从长远看，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是解决大气污染的根本。应坚持对于过剩钢铁产业等落后产能淘汰的力度。现阶段，在加大PM2.5、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治理控制的同时，加快实施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氨总量控制。当前，应在考虑我国天然气资源供应量的基础上，推行“煤改气”工程和其他替代性清洁燃烧技术的使用。

　　2.在针对性地研发大气探测设备、空气质量预警预报技术的同时，要大力支持不同行业大气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关键污染物减排技术，大力支持工业、机动车、散煤燃烧、餐饮等重要污染源的排放控制技术，已有的成熟技术要积极推广示范、加快规模化应用，为控制区域灰霾污染提供科学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

　　3.在一些重点地区，机动车排放是造成灰霾的重要原因，机动车减排关键在油品质量。在京津冀等地区必须牢牢抓住这一源头，严格执行对油品质量与排放的全流程监管：在炼油环节，检查是否按标准添加、炼制，杜绝不达标油品流向市场；在加油环节，检查加油站油品是否达标，杜绝不合格油品投入使用；在尾气检测环节，杜绝不达标机动车上路行驶。严惩生产与销售不合格油品、机动车排放造假等行为，并纳入刑法，强化依法治霾。

　　4.从源头减排角度，应继续加强区域大气污染协同管控，制定逐年的区域大气治理综合性规划，强化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管理；并成立高校、研究院所组成的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对不同区域的治理效果做出客观评估。同时，应开展对大气污染治理投入产出的评估，以及如何解决资金来源和吸引民间投入的针对性研究。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让我们为实现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打赢蓝天保卫战”而不懈努力！

　　刘奇葆

　　请周汉民委员发言，王一鸣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会主委 周汉民

　　我的发言题目是：大力推动创业投资 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创业投资是高科技投资，它涵盖金融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是个完整的创新资本化的过程。当前，中国正进入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创业投资和它所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创业投资集高风险和高预期于一体，投资主要集中在企业发展的早期，投资成功率低于25%；它投资周期长，一般从投入到退出需要6—10年。因而市场上大资金更倾向于投资企业发展的后期。从而导致创业投资机构单体规模普遍较小，加上自身融资渠道不畅，创业投资项目退出渠道少,市场总体上创业投资资金很不充裕，且呈现出某种“青黄不接”的现象。当前创业投资的规模和实力，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需求很不匹配！

　　如果要让创业投资更好地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就要坚决消除主要的制约因素。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要积极争取做大全社会的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主要方法有三：

　　一是对个人创业投资实施税收优惠，引导私人资金从消费转向创业投资。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当前中国还没有完成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后一跃，还需要长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当前国人将很多消费花在了国外，用在了奢侈品消费而不是必需品，应当加以引导。个人投资往哪里引，创业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之际，创业投资的平均收益率开始走高，创业投资成为一项具有较好收益的长期投资。应当鼓励国人重点选择创业投资作为优选的金融产品之一，成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我们建议：对持有创业投资公司股份的个人投资者给予个人所得税税收减免政策，既有利于做大创业投资规模，又有利于让更多的群众共享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二是推动金融机构部分管理资金注入创业投资机构。当前银行、证券、保险资金都拥有大量的资管业务，资管规模巨大，出于谨慎原因他们往往会选择避开创业投资。建议：稳步推进社会保险基金以及银行、证券、保险业等资管业务资金按适当比例注入创业投资机构。本质上看，这也是提高资管业务水平和绩效的一种选择，防范金融风险的手段之一。

　　三是规定各级政府引导基金支持中小型创业投资机构发展，凸显政府支持创新发展的良好形象和切实效果。由政府设立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发展壮大创投行业，具有巨大的杠杆效应，而中小型创业投资机构具有贴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和优势，支持中小型创业投资机构就能间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建议政府引导基金应按一定比例投入中小型创业投资机构，定向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第二件事就是要尽快拓宽创业投资的退出渠道，改变当前退出渠道单一、创业投资退出难的局面。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说了很多年，也做了很多事，但还是不尽如人意。众所周知，成熟的资本市场应是多层次和分功能的，当初设立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的目的就在于，为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的中小企业，特别是科创型中小企业解决直接融资和投资退出难的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的功能发挥与当初设计相去甚远，市场交投冷清、融资与退出功能几近于无。建议尽快出台激活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的办法，重塑其直接融资和投资退出功能。

　　刘奇葆

　　请王一鸣委员发言，宋海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王一鸣

　　我的发言题目是：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竞争政策是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机制的总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只有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才能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为此，谈三点认识。

　　一、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后，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我国借鉴日、韩等国家经验，制定产业政策支持特定产业发展，对实现“追赶”目标和缩小与工业化国家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产业政策效果并不完全如意，比如，政府选产业、定项目，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还带来诸如行业壁垒、企业垄断、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不公平竞争、所有制歧视等问题，妨碍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

　　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技术实现跟跑、并跑和领跑并重，市场主体数量与日俱增，再按老套路用产业政策鼓励特定产业发展，就会因政府信息优势弱化，造成产业选择失误，加剧重复生产和资源配置扭曲。高质量发展，要从解决“有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迫切要求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通过强化竞争倒逼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让落后企业退出，让优质企业成长，真正让市场“说了算”。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要求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去产能”，淘汰落后企业不能由政府“点菜”，兼并重组不应搞拉郎配，必须依靠优胜劣汰机制，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让优质企业做大做强。有竞争才会有创新，有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也有利于国际社会更广泛认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一是正确把握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不能片面认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完全对立的。只要加快产业政策转型，不扭曲市场竞争，并将产业政策限定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可以并行不悖。

　　二是正确把握竞争政策和政府作用的关系。要竞争就会有企业退出市场，在人员安置、再就业等方面，恰恰需要政府更好发挥“兜底”作用，织牢社会安全网，管好市场管不了更管不好的事。

　　三是正确把握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比如，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政府制定的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政策进行审查，是要确保这些政策符合公平竞争要求，而不是要替代这些政策。

　　三、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要多管齐下

　　一是要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开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民航、电信等行业的准入限制，加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全面推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以外的让各类市场主体自主进入，公平竞争。同时，还要关注新兴产业“赢者通吃”带来的问题，制定新兴产业监管规则，引导和促进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二是要加强监管机制建设。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反垄断执法职能，建立更高层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增强独立性和权威性，赋予其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职能。

　　三是要培育积极向上的竞争文化。加强宣传引导，发挥典型案例作用，增强公众公平竞争意识和法治观念。尊重公平竞争的失败者，在全社会形成鼓励竞争、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刘奇葆

　　请宋海委员发言，陈进行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原副主席 宋海

　　我的发言题目是：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地方政府债务带来的财政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

　　虽然通过实行债务置换等一系列措施，有效防范化解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屡禁不止，风险仍不容忽视。呈现出几个特征：一是举债规模较大。根据2016年数据，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虽低于国际警戒线，但一些地方在法定限额外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导致实际债务负担较重。二是举债主体多样，隐蔽性强。地方政府举债主体除了政府部门和机构，还包括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等。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债务占比高，举债手法多样，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三是通过城投债和政府项目形成新的债务。2016年数据表明，城投债总发行量、总偿还量、净融资额均很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城投公司选择在境外发债，形成新的政府隐性债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基金等通过额外附加条款等变相举债，可能形成新的政府隐性债务。

　　为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法治化，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建议：

　　一是严格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落实国务院43号文规定，严格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厉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设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构，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合理调节资金流向。加强预算管理，强化预算规则，科学制定债务规划，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

　　二是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按规定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加快推进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为市场化的国有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市场融资。严格禁止政府违规担保行为。硬化预算约束，决不允许在法定程序批准的限额外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搞建设，决不允许只考虑花钱、不考虑还钱，决不允许把“政绩”留给自己，把风险推给上面或留给后人。

　　三是科学界定地方政府事权。按照财力与事权匹配原则，合理划分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研究推进资本预算管理，规范政府长期支出安排，强化法律约束。

　　四是规范发展政府项目。科学发展PPP模式，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打通二级市场并拓宽退出渠道，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本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严禁回购、承诺最低收益、承担社会资本的投资损失、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等额外附加条款的变相举债。对于只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或运营的融资平台公司，严禁以财政性资金、国有资产抵(质)押或作为偿债来源进行融资等行为；严禁将储备土地、公益性资产注入融资平台公司，承诺将预期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或以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形式要求或决定企业变相举债。

　　五是强化监督问责。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由地方人大审查批准。完善地方政府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社会公众通报债务的借、用、偿还情况。整合各方面监督力量，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精准监督，对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

　　刘奇葆

　　请陈进行委员发言，羊风极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大唐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陈进行

　　我的发言题目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推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现代化。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多数国有企业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从现实情况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仍需要进一步完善，部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还需要加快健全。为此建议：

　　一、要牢牢守住党对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这一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明确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明确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使党组织成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修改，从法律上保障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

　　二、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建议适时对近年开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情况，包括操作程序、国资定价、股权激励等方面进行总结，形成制度并加快复制推广。针对改革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建议适当提高民营企业持股比例，增强民营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健全激励机制，进一步增强基层员工的改革获得感；打通改革容错机制、创新包容机制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家放开手脚、甩开膀子干事。

　　三、要坚持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中心任务。以董事会建设为重点，加快健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针对一些董事会形同虚设、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的问题，建议加快简政放权，进一步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可以考虑扩大中央企业董事会授权试点范围；加强董事会和董事队伍建设，成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规范董事会，健全董事会内设机构，完善运行机制，确保权利放得下、接得住、运行好。建立规范的经理层授权管理制度，维护经理层经营自主权，强化激励约束，有效激发经理层活力。以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一方面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另一方面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加快多层次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打造企业家、专职董事与监事队伍。实行企业领导人员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

　　四、要持续健全高效协同的监督体系。完善企业内部监督体系，明确监事会、审计、纪检监察、巡视与法律、财务等部门的监督职责。发挥监事会专门监督功能，加强和改进监事会监督，完善监督工作体制机制，突出监督重点，提升监事会监督有效性。整合力量，健全高效协同的外部监督机制，强化出资人监督，健全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系和制度，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

　　刘奇葆

　　请羊风极委员发言，王建沂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副镇长、田表村党支部书农业记、村委会主任　羊风极

　　我的发言题目是：乡村振兴鼓人心跟着党走幸福长。

　　我叫羊风极，是海南省白沙县田表村的党支部书记，在这里发言，我很高兴。村里的乡亲们一再吩咐我向大家问声好！

　　刚刚过去的2017年令人振奋，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我在现场聆听了习总书记的报告。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回到村里，乡亲们就围了上来，抢着跟我说：“总书记说了要把农村建设好，你带着我们好好地干吧！”我信心满满地对大家说：“只要我们跟党走，吃苦肯干，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乡村振兴要有一个好的产业。1998年大家选我当村党支部书记，我响应国家号召，带头种起了橡胶，还请来专家手把手地教乡亲们种胶、割胶，现在我们村有橡胶5100亩、18万株。为了增加收入，2007年我和乡亲们办起了合作社，在林子里养猪、养鸡，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乡村振兴需要乡亲们共同出力。2000年，村委会决定大家凑钱建一个办公房，我打算带头出2万元。谁知，我儿子出了车祸，老婆哭着跟我说：“你把钱都给公家盖房子了，去哪里找钱给儿子治腿。”我对老婆说：“儿子是摔伤，用草药包一下就好。村里要盖房子了，我是书记，我先带头，大家才会跟着我干。”经过多次劝说，老婆终于支持我拿出2万，又以我的名义贷款5万，其他人出7万，建起了200多平米的办公房。在后来的美丽乡村建设中，有八位村民主动让出自己的宅基地给无地的村民，贫困户也盖起了平房，乡亲们都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乡村振兴需要一个好的党支部。农忙季节，我们帮助村民收甘蔗、割稻谷；岁末年终，我们给老党员、困难户送温暖。2015年村里遭遇了干旱，全村93名党员动手清理了3公里水利沟。村里面的大事情，都会先征求村民意见，再开会讨论决定，党员依靠群众，群众信任党员。我们团结一心，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美好的家园。

　　乡村振兴需要我们在新时代有新作为！我们要用好丰富的生态资源，引进好企业，一起发展生态农业，发展农村电商，做到种得好养得好也卖得好。我们要打造“一村一品”，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和革命文化，搞好乡村旅游，增长见识增加收入。说一千道一万，乡村振兴关键还是在人。我们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吸收大学生、退伍军人、致富能手入党，更好地带领乡亲们干事创业。我们要开展文化学习、技能培训，让更多的乡亲成为爱农业、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

　　乡村振兴在我看来就是“党的好政策加上好的产业”，就是党员群众团结一心加油干！我相信，只要我们跟党走，幸福的生活就会像万泉河水一样长！

　　请王建沂委员发言，胡曙光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富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建沂

　　我的发言题目是：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民营企业家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事实证明，营商环境越好的地方，民营企业活力就越强。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但仍然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影响了一些企业家投资的信心、创新的热心、做实业的专心和高质量发展的恒心。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我们有以下四点呼吁：

　　一、让政企沟通更顺畅一些。政企之间积极沟通、良性互动，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应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健全企业诉求收集、处理、反馈制度，使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反映问题、解决困难的渠道更加顺畅；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为企业“松绑解套”，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把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地落细落实，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高政策获得感、投资安全感和办事便捷感。

　　二、让法治意识更强烈一些。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企业充分施展拳脚、专心谋发展的重要基础。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将依法再审顾雏军案等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这充分彰显了中央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深入推进产权保护的决心，广大民营企业家深受鼓舞。我们既希望通过严格规范的司法程序给重大涉产权案件一个公正的结论，更希望今后需要再审的案件少一些，再少一些。要防止因地方政府行为不当而侵害企业和公民财产权利，严禁党政干部干预司法插手案件；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政府应帮助企业化解风险、渡过难关。当然，对不法奸商也绝不能姑息，广大民营企业也要严格自律，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模范。

　　三、让契约精神更多一些。在民营企业家眼中，地方政府的作为就代表着党和国家形象，地方政府是否讲诚信、重承诺对企业投资和发展信心有很大影响。新官不理旧账、违约、承诺不兑现等问题，让企业深感无奈、无助。希望进一步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加快梳理和解决履职、践约不到位情况，依法依规解决问题；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通民意诉求渠道，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政务诚信评价；加强政府采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重大项目诚信建设，发挥社会示范效应；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信用管理制度，完善社会信用监督机制，让守法诚信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四、让“干事、担当、奋斗”的氛围更浓厚一些。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政干部、广大民营企业家做践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典范。当前，党政干部廉洁自律、依法办事的意识大大增强，但也还有一些干部的服务意识没有树立起来，存在“不愿为、不担当、不作为、不会为”等现象，让民营企业家有劲使不出，有力用不上。整治不作为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要大力强化失职问责，治庸治懒治无为，督促领导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建立正向激励和容错机制，让党政干部积极主动地在阳光下、台面上为企业排忧解难。

　　我们坚信，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依法保护产权和弘扬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文件深入贯彻落实，广大民营企业家的活力将持续迸发，以更大的信心、热心、专心、恒心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刘奇葆

　　请胡曙光委员发言，王荣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武汉市政协主席 胡曙光

　　我的发言题目是：长江大保护亟待推行“硬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要先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优先地位，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思路要明确，建立硬约束，长江生态环境只能优化、不能恶化。”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8.8%，多年平均水资源量9958亿立方米，约占全国35%，承载约占全国32%的人口和约34%的经济总量，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河，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一是流域整体保护不足，生态功能呈退化趋势。长江流域上下游地区资源、生态利益协调机制尚未建立。流域生态系统格局变化剧烈，部分城市城镇面积增加显著，森林、草地、河湖、湿地等面积减少，部分支流水质较差，湖库富营养化未能有效控制。

　　二是污染物排放量大，饮用水安全保障压力大。长江流域废水排放总量占全国40%以上，单位面积氨氮、二氧化硫等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1.5至2.0倍。重化企业密布长江两岸，流域内还有近30%的环境风险企业位于饮用水水源地较近范围。

　　三是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环境污染形势严峻。长江流域内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等特困地区，处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范围，也是矿产和水资源集中分布区，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突出，一些粗放型生产企业仍在向上游地区转移。

　　四是缺乏长效保护治理机制，尚未形成整体合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还存在流域管理法律法规不完善、流域监测体系不完整、流域规划刚性约束不够强等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跨省（市）联合保护治理机制不健全，共抓大保护的工作格局有待形成。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必须要有“硬约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势在必行。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在长江、黄河等重要河流探索开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去年湖北武汉已率先在市域内探索开展上下游水质断面考核，实施生态补偿。我们认为，对长江流域实施“硬约束”的时机与条件基本成熟。为此建议：

　　一、建立健全长江全流域考核机制。在流域“生态共同体”共建共享的理念下，建议加快建立长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部牵头，建立流域水质考核奖惩、重大工程项目环评共商、环境污染应急联防等机制，域内上下游省（市）共同签订具有约束力的生态补偿协议。

　　二、完善补偿标准与补偿方式。建立长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标准体系，将上下游跨省（市）界断面水质作为补偿基准，根据流域生态环境现状、保护治理成本等因素，科学确定补偿标准或技术规范。创新补偿形式，在实行资金补偿基础上，鼓励受益地区与保护生态地区、流域下游与上游通过对口协作、产业转移、共建园区等方式实施多途径补偿，科学合理地用好国家投入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专项奖励资金。

　　三、健全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议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长江流域上下游省（市）开展联合监测，在跨省（市）界断面健全完善国家直管的水质自动监测站，重点对主要污染物指标、水质变化进行系统监测，为开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提供客观权威的监测数据。

　　四、推进长江流域产业绿色发展。守住长江流域生态环保底线，制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明确空间准入和环境准入的清单式管理要求。加强流域产业布局调整与优化，强化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严格控制负面清单所列项目在长江沿岸的投资与发展。

　　刘奇葆

　　请王荣委员发言，李稻葵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主席 王荣

　　我的发言题目是：支持粤港澳联手打造世界级大湾区。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系列重大举措，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一国两制”、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深化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和坚定决心。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见证下，《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正式签署，由此，这一国家战略开始践行。2018年，举世关注的港珠澳大桥及广深港高铁也将开通运行，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正在形成。

　　当前，全球经济总量约60%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聚集度高、经济潜力大，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制造业发达、产业链完整，极具条件成为世界级湾区，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提供重要支撑。为此，提出六点建议：

　　一是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粤港澳处于“一国、两制、三关区”体制机制框架之下，形成的局面往往是：会晤对话多多，礼节客套繁缛，务实推动乏力，整合机制缺失。为此，必须强化国家层面的协调，破解体制机制束缚。建议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协调机构，由国家领导人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参加，统筹协调大湾区建设规划编制及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具有突破性创新性的政策措施，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

　　二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支持大湾区先行先试，在区域内进一步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畅通流动。改革口岸设置、验放等政策，提高货物和人员通关效率。推进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建立安全高效便捷的综合监管新模式。支持广东自贸区设立自由贸易港，实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和更高标准的贸易监管制度。扩大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与联通，培育金融合作新平台，建设国际商业银行，推动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跨境交易。

　　三是推动协同创新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充分利用港澳人才、资金、国际化程度高等优势，支持粤港澳联手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大湾区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做实做强粤港澳高校联盟，加强高等教育协同创新，消除科创资金流动障碍，促进科创人才更加便利交流交往。支持共建科技园和各类大数据平台，鼓励高校、研究机构在大湾区建立产业研究院、孵化器。推动国家和粤港澳三方共同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基金，支持科技创新和重大项目、平台建设。

　　四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化大湾区的港口、铁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共建世界级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和多向通道网、海空航线网、快速公交网，加快推进港口资源优化整合，加强区域内机场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港口、航运、物流设施和航运服务体系，增强整体国际竞争力。

　　五是推进公共服务配套衔接。港澳青年在内地就读就业逐年增加，建议适当放宽其在内地购房限制，简化就业审批规定，建设粤港澳青年创业区，提供港澳模式公共服务，为港澳青年就业创造更多机遇。加强在建校办学、环境保护、卫生防疫和治安管理等方面合作，共同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

　　六是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加强大湾区工商界、学术界和行业协会等的合作交流，增进文化认同、促进民间交流。发挥各级政协大团结大联合功能，密切与港澳各界特别是青年社团的团结联谊，支持港澳政协委员履职尽责，合力推动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港澳同胞共担民族复兴责任、共享祖国伟大荣光。

　　刘奇葆

　　请李稻葵委员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如何跑好高质量发展的马拉松。

　　中共十九大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我国经济从2018年到2050年还要跑一个马拉松。那么，怎样才能跑得好、跑得漂亮，怎样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呢？仔细考虑历史经验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以下三点值得深思。

　　第一，绝不摔跤、崴脚、岔气，严防重大波折。

　　重大波折可能来自于金融风险。从历史上看，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丁美洲历次金融危机，1997年到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所发生的金融恐慌，每一次都让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倒退十年甚至二十年。

　　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金融风险主要有两个：一是实体经济负债规模较大，而且隐含较多的不良负债，应该利用好当前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时机，及时清理。二是我国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太强，现金、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总量已经大约172万亿人民币，与GDP相比超过200%。这些随时可变现的资产会导致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较差。因此，要从根子上改革，调整金融产品结构，引导储蓄者直接持有流动性低一点的债券或其它证券，提升金融稳定性。

　　重大波折也可能来自于我国经济的供应链对外依赖度非常高。一些重要的上游产品，包括芯片、原油、天然气，高度对外依赖而且来源比较集中。需要提防1971年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式的风险。要从现在开始，适当减依赖度、增多元性、增储备。

　　第二，边跑边提前补水，不断提前解决一些制约未来发展的基本问题。

　　一个是劳动力素质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的竞争对手将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产业和就业能否留在国内，就要看我国劳动生产率能不能够比得过这些发达国家。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劳动者还要竞争得过那些逐步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还得干那些机器做不来的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具有前瞻性地加大教育投入，尤其初中以及高中阶段基础性教育，不仅提高数理化等硬知识，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和技术所难以复制的人文社会等综合软素质。

　　另一个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短期来看，应该适当地鼓励人口生育。更重要的是，要有彻底的思维转变。今天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其经验积累、技能保持、身体状况，比20年前的50多岁的中年人还要好。老龄人口有含金量，应该通过改革，鼓励他们自愿参与社会劳动，化压力为动力。

　　第三，利用好马拉松路线上的上坡、下坡，要善于用好正常的经济波动。

　　市场经济有它自身的波动规律。150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内在的导致其不稳定性的矛盾。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就是通过发挥政府的作用，从根子上解决马克思所论述的基本问题，但不等于说政府应该完全抹平市场经济的波动，相反应该用好经济波动。

　　利用好经济波动就好比中国传统医学所说的“冬病夏治，夏病冬治”。一个优秀的马拉松选手，上坡时减速、调呼吸，下坡时加速、调肌肉。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加强监管，帮助金融体系“排毒”，提高效率；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多做一点公共投资，多补短板。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积累了40年改革开放宝贵实践经验的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2018到2050，一定能够再跑出一个漂亮的经济发展马拉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刘奇葆

　　今天上午的会议进行完毕，现在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