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机构：智库对接决策的重要枢纽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新型智库有效精准对接党委政府的决策需求、从事思想产品生产、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过程中，政策研究机构发挥着重要的牵引、连接和枢纽作用。

　　身份双重性有助于“政—智”连接

　　在新型智库体系中，政策研究机构既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他类型智库与决策机构对接的重要平台、嵌入决策系统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双重性。这体现在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一方面，在明确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目标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把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在内，并且将其放在了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在“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部分，强调增强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决策服务能力，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要围绕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定期发布决策需求信息，通过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合作等方式，引导相关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工作”，“中央政研室、中央财办、中央外办、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要加强与智库的沟通联系，高度重视、充分运用智库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其智库指导者和需求方地位。与通常意义上智库是决策机构的“外脑”不同，政策研究机构往往集文稿起草、调查研究和决策咨询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直接为领导服务，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决策部门的“内脑”。

　　一般说来，新型智库与决策机构之间的对接有两种方式，即直接对接与间接对接。当前，由于智库的发展成熟程度不够，对于大多数智库而言，与决策机构更多的是间接对接，即需要政策研究机构的传递。政策研究机构既是智库课题的发包方，也是课题成果的需求方，是智库成果进入决策者视野、进行政策性转化的重要渠道。一方面，政策研究机构通过编辑报送内参等方式，把智库的研究成果报送领导参阅，智库报告要抵达决策者需要经过筛选和认可。另一方面，智库成果被决策者认可之后，往往会通过批示的方式，批转政策研究或实际工作部门阅研、阅处、研究，对于如何研究、如何吸收、转化什么、转化多少，政策研究部门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无论是智库成果的输入还是输出，政策研究机构都发挥着重要的传感作用。从广义上说，政策研究机构也是智库，与其他智库是“智—智”关系；从狭义上说，政策研究机构是决策机构的延伸，与其他智库是“政—智”关系，在智库对接决策咨询需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地方政府建设智库的热情很高，但还存在一些成果质量不高、针对性不强等问题。这既有自身原因，主要是内部治理机制没跟上；也有外部原因，主要是在供需对接上出了问题，供需对接不畅是制约新型智库发展的重要瓶颈。具体表现在：对智库的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着上“热”下“冷”、 “智”热“政”冷现象，政策咨询会被用来“装门面”、“做姿态”、“走形式”；供需匹配的契合度不高，不少智库产品与党政需求的匹配度不高，存在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和低端产能过剩并存现象；沟通交流的频度不高，有些地方政府依靠熟人和圈子找决策咨询专家，智库靠“猜测”、“揣摩”来对接党委政府的决策需求，部分智库苦于找不到产品输出接口，只能通过“搭台子”等，吸引眼球、获取关注；成果转化的力度不足，相关部门尚未形成优秀智库成果转化的规范程序和跟踪机制，致使不少优秀的智库成果被一“阅”了之，束之高阁，得不到深度转化有效应用。实践证明，智库必须能够有效地嵌入政策研究或决策系统，否则，就有可能像一辆只踏油门挂不上挡的汽车，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原地踏步，导致智力空投、机构空转，难以形成政策推动力。　搭建制度化互动平台

　　在新型智库发展的进程中，应增强政策研究机构与新型智库的良性互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智库发展引导、智库平台建设和智库成果转化上，着力搭建决策咨询供需对接对话、信息共建共享、课题协作协同、成果转化转换、人员互通互动等平台，为智库对策研究嵌入政策运行系统、实现智库产品供需有序有效精准对接提供制度化的平台保障。

　　搭建决策咨询供需对接对话平台。借鉴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经验，通过智库理事会等机构，搭建供需对接的制度化平台。政策研究机构要建立决策咨询需求信息发布平台，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重大战略、重要部署，及时发布决策需求和研究课题，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鼓励不同智库开展规范有序竞争。可借鉴产品博览会的经验，通过举办“智博会”等形式，为政府部门找到最权威的专家，为智库机构匹配最精准的需求，逐步形成成熟的“思想市场”。建立健全经常性沟通协调互动机制，促进智库专家和党政部门开展对话交流，必要时建立智库与党委政府领导直通车制度，进一步推动智库与决策部门的直接对接。

　　搭建决策咨询信息共建共享平台。如果说传统社会往往造成信息垄断、信息不对称，现代社会则为信息共享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方面，党政有关部门和政策研究机构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主动向社会发布政府信息，增强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及时性，形成制度化的信息供给渠道。部分不宜公开的数据，可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向有关智库或专家定向开放。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智库本身就是重要的信息源。智库要“眼睛向下”，加强一手数据信息的搜集整理，建立与自身研究方向相一致的权威样本库、数据库、案例库，与决策部门和政策研究机构共享。通过双方信息互通、数据共享，为精准化、科学化决策提供坚实支撑。

　　搭建决策咨询课题协作协同平台。政策研究机构要通过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合作等方式，引导相关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工作，指导智库开展“定制化”、“精准化”的决策咨询服务。注重发挥资源和组织优势，重视发挥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科技和社会智库的作用，动员、组织、协调各类智库参与研究，特别是参与重大战略和发展规划的研究，协同攻关。智库承担的重大课题，可邀请实际工作部门直接参与、共同确定重点任务，联合组建研究团队，把研究的过程变成成果转化的过程，从源头上解决对策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

　　搭建决策咨询成果转化转换平台。在促进智库高质量成果转化上，政策研究机构处于关键环节，要善于站在智库研究成果的“肩膀”上，对智库优秀研究成果进行验证、提炼、升华、吸收、转化等，努力把智库高质量的对策、文章、思路转化为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出路，把智库的思想生产力转化为社会发展生产力和区域竞争软实力。同时，及时对采纳智库决策咨询产品的情况进行反馈，增强智库持续跟踪研究的针对性、有效性，形成新型智库服务决策的良性循环。

　　搭建政智机构人员互通互动平台。政策研究机构担负着引导推动各类智库协同发展的职责，要发挥龙头、核心作用，牵引、推动作用，促进各类智库机构之间互通互动，成为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的枢纽。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以人才的流动促进政智互动和渠道互通。在促进智库与政策研究机构互通互动的同时，要坚持各自相对独立的思考空间，保持相对清晰的职责边界，保持“一臂之遥”；避免因思维同质化影响决策质量，避免政策研究机构被智库左右或“绑架”，也避免智库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庸、为政府部门打工，把本来应该由政务人员完成的讲话汇报材料的起草“外包”给智库。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区域的智库发育水平，决定着其发展的“智商”；而能否促进政策研究与对策研究的紧密结合，决定着这个区域发展的“情商”。在加强新型智库内部治理的同时，应充分发挥政策研究机构的职能作用，推动智库研究与决策需求之间的有序无缝高效对接，从而实现区域发展“智商”和“情商”的双提升，在更高层次、更大程度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社会智库发展的路径重塑与环境重构研究”（16ZZB008）研究成果）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