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转化面临难题
自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来，高校智库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得到蓬勃发展。
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特”在于，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情、社会制度和教育理念不同，高校智库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主流大学智库的运营模式，而是着力打造兼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智库，其知识生产也是立足于中国具体实践的“知识创造”。建设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要求探索出一种既接受统一领导又能实现相对独立发展的新型模式。
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新”则在于，一是管理机制的“新”，包括组织形式、管理方式以及高校之间、高校内部的协同方式与项目评价机制等，改变学科和人员间封闭分散、各自为战的局面。二是研究内容的“新”。各高校智库应立足于自身优势和学科特色，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于党政决策需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开展前瞻性、创新性研究，增强成果的针对性，提高成果转化的可操作性。三是研究手段的“新”。在当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着力建设一批由田野调查、统计分析、案例集成的数据库和以模拟仿真、实验计算研究为手段的研究机构，促进文理融合，推动跨学科研究。
然而，“特色”不鲜明、“新型”不突出的问题如今仍旧突出，这使高校智库成果转化面临重重困难。
一是智库成果质量不高。当前，大多数智库研究人员仍然热衷于从理论上进行逻辑论证，缺乏深入一线的数据采集与调研分析。一些科研选题与社会现实问题相分离，往往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导致高校智库的咨政建言要么大而空、缺乏操作性，要么过于技术化，没有上升到战略政策层面。
二是智库成果转化的动力不足。作为智库成果的供给方，大多数高校偏重理论研究，在课程设置、研究导向安排、科研经费资助、评价考核体系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重理论、轻应用，重论文、项目、著作、获奖，轻研究成果的实际贡献和咨政成效的倾向。高校智库人员实际上处于较为尴尬的边缘位置，导致其对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往往缺乏探索的积极性、主动性，对应用成果是否转化和转化后的后续工作更是缺乏必要的关注。
三是智库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约束。政策环境以显性或隐性的状态规范、制约着智库成果转化。政策环境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大多数高校缺乏充足的研究经费和稳定的研究队伍，也鲜有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制度设计等方面给予智库发展以必要的政策性保障。第二是大多数地方政府没有从科研政策、法律条件和市场条件等方面，创造一个有利于智库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难以最大限度地调动高校智库成果转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四是智库成果转化机制缺失。智库成果从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智库成果转化过程中，高校智库是知识的生产者，是供给方，政府和企业是成果的需求方。这里的政府既是成果的需求方，亦扮演着推动成果转化的调控角色。联结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是中间媒介，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当前，除了少数政策研究者，多数智库研究人员难以直接接触决策部门，导致智库人员对政府的决策需求并不了解，智库成果和决策需要相脱节。就政府层面而言，政府决策需要智库的协作，但又出于自身和政治利益考量，以及高校智库知识生产“质的下降”，政府对高校智库的对话和信任基础薄弱，导致思想产品市场的供需断层。 创新机制推进成果转化
高校智库成果的成功转化，不仅可以使智库的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并从中获取收益，还可以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促进高校智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应紧紧抓住成果转化这个“牛鼻子”，创新有利于成果转化的制度和机制，破除不利于成果转化的瓶颈束缚，从根本上促进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又好又快发展。
首先，探索建立“双环流”的中国特色“旋转门”机制。一方面，鼓励高校智库研究人员到党政部门挂职，也鼓励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研究能力的党政机关干部（包括离退休干部）到高校智库从事研究工作。这样既弥补了高校智库学术型人才多、应用性人才少的不足，促进高校智库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和流动化的人才队伍两支队伍建设，也拓宽了高校智库与决策部门交流、联络、合作的渠道，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依托优势学科或特色研究领域，整合跨学校、跨学科的相关知名专家学者，联合党政机关，组建“官、学、研、用”模式的研究中心或研究院，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大课题的攻关研究，生产出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高质量成果，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各种形式主动、积极地渗透到有关决策部门中去。
其次，完善高校智库的多元投入机制。政府要有专门的财政预算来支持高校智库的发展。政府对于高校智库的财政支持，一方面可以采取固定资助的方式，用于加强智库的团队建设，另一方面通过项目合作以采购智库成果的方式进行。此外，应鼓励民间资本、社会公益基金、企业和个人对高校智库的投资或捐赠。多元经费投入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智库研究客观性、独立性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促使高校智库研究人员扎根某个领域进行“精耕细作”，形成精准的有效智库知识生产体系的根本保证。
再次，完善有利于高校智库成果转化的科研评价制度。应突破倚重“学术论文、纵向课题、学术内部评价”的科研评价传统，根据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的不同，将智库成果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中。将聚集一流专家的能力、接近决策部门和政策精英的可能性、在学术界和媒体领域的网络关系、研究报告的数量和质量的稳定性、媒体曝光率、建议被采纳的比例等作为评价的主要指标。
最后，完善高校智库研究成果的推介机制。建立高校智库成果推介的公共平台和智库成果采购制度，促进智库转化的社会化、市场化步伐，并明确决策部门采购成果的标准和程序，按“质”付酬；拓宽成果的转化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形式、多载体的信息报送和传播机制；充分利用新媒体和新闻发布会、座谈会、论证会、智库论坛、蓝皮书等多形式载体进行宣传、推介、推广，打造应用对策研究的知名品牌，增强智库成果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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