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自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这一概念很快成为全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热词。这绝非偶然，因为它挠到了中国经济的“痒痒”，意味着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也反映了全社会对深化改革的热切期盼。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

　　有人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故意造新词，没有多大意义，其实不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一个新词，但供给、供给侧问题、供给管理并非新词。需求是自然存在的，供给是需要人为努力的，需求往往与政府政策相连，供给则与制度关系密切。将供给侧与改革连接在一起就具有了新的独特意义：从供给侧推进改革，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即从政府政策主导经济增长转为市场制度主导经济发展；意味着发展模式的调整，即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为质量效益型发展；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即从投资拉动转为创新驱动。这种体制、模式和动力的变化，其意义自不待言。

　　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可能探出一条新路。放眼全球，各国仍在迷恋需求管理政策。美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直在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经济深陷其中。日本所谓“安倍经济学”其实就是印钞经济学，最近更是将利率降为负利率，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带来了新的麻烦。欧盟主要国家也是频繁运用发债、低利率、放宽信贷等需求管理政策。许多新兴经济体大多还没有摆脱“吃资源”的老套路，以致大宗商品价格一下跌就陷入困境。在此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若能尽快摆脱对需求管理政策的依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探出一条新路，不仅为中国经济走出低迷闯出新天地，而且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新贡献。

　　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自信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每当经济增速下滑，我们大都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其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采取的需求管理政策尤为典型。客观说，以4万亿元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达到了短期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容否定的是，也带来了实体经济产能过剩、以高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目前，中国经济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用需求管理政策维持高增长并掩盖、拖延和累积问题，还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容忍暂时的经济增速下滑、面对并解决多年累积的存量问题、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点？显然我们已选择了后者。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我们准备承受阵痛，壮士断腕、除旧布新，这是自信的表现，是有长远眼光的表现。

　　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精准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外，我们还面临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保民生、建生态、反腐败等多重任务。在多重任务中，在各项改革中，针对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有必要推进一些精准改革，即那些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能缓解当前紧迫问题和矛盾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精准改革，因为当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化解高产能、高库存、高杠杆、高成本等存量矛盾，同时培育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丰富的经济学理论依据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绝非始自“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而是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如重农学派就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马克思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发展的。如柯林·克拉克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作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模型”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肯德里克、乔根森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制度经济学和改革经济学也多是从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人本发展的理论。人本发展理论是由“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满足人”可说是需求侧的，其余都是供给侧的；“依靠人”是指依靠人的行为来实现经济发展，属于供给侧；制度、资源或生产要素、分工（对应着笔者提出的供给侧“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是影响人行为的三大因素，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手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以下七大着力点：

　　一是培育新主体。形成和培育新主体、提高主体的素质和能力、激发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创新型企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的活力；培育创客和专业人才，提高专业素质；培育创新型区域，提高区域竞争力；提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的综合能力，激发其活力；建立一些国家创新平台或组织，提高其运行效率；建立服务型、创新型政府，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效率。同时，要通过改革（如保障产权、减税、简政放权、放开价格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增加要素的有效供给。供给侧的要素投入不能只强调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还要强调要素的有效投入（指有需求、有回报的投入），否则会造成要素过度投入，引发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等。增加要素的有效供给包括增加劳动的有效供给、资本的有效供给、资源的有效供给、好环境的有效供给、企业家管理的有效供给、政府管理的有效供给等。比如，要解决人口和劳动力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以及提高劳动力就业率、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问题；要提高资金投入效率，优化投资结构，避免资金错误配置；要对土地和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等。

　　三是推进制度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中的根源性发动机，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重要途径。推进制度变革包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各项改革，从供给侧来说，关键是要采取减管制、减垄断、减税收、减货币超发等行动。

　　四是推进结构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结构优化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结构优化包括推进新型工业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国际化等。

　　五是推进要素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要素升级代表了生产要素“质的提高”，可以直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进要素升级包括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增长、推进信息化等。

　　六是调整存量。在当前形势下，如果不能将存量问题解决，则增量也难以培育起来，故要加快推进存量调整。调整存量包括“六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或控风险）、“去超建”（指基础设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设）、“去僵尸”“去成本”（或降成本）等。要通过改革痛下决心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打破刚性兑付，退出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业。对那些没有发展前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要坚决淘汰，对那些附加值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要加快调整，对那些环境恶化的区域不能再硬着头皮搞发展，而要对其功能进行调整，把人从这些区域中迁移出来。

　　七是培育增量。培育增量主要是寻找新的动力，发展新的产业，开拓新的空间，形成新的模式。具体包括开发新技术、发展新产业、培育新业态、开发新区域、塑造新品牌、形成新模式等。要加速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加快发展附加值高、符合消费结构升级方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积极打造有发展活力、绿色低碳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