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智库 对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迎来了最好的时期。中国“智库热”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决策透明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力需要更多智力支持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没有“智库”或“思想库”(ThinkTank)的说法，但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大国，中国决策者有重视智者和谋士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智库”或者“思想库”特点的组织团体、制度安排也不断涌现。

　　贤明帝王善用智囊谋士

　　智囊，亦称为“谋士”“智士”“策士”“计臣”“门客”“幕僚”“幕友”“师爷”“权变之士”等，特指富有谋略、专门出谋划策的人。智囊一词在古籍中早有记载，例如，战国时秦国的樗里子、西汉时的晁错、三国时期曹魏的桓范均被当世或后人称为“智囊”。《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言：“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南朝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引用的干宝《晋书》也有“桓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的记载。唐朝的颜师古注释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囊之盛物也。”这些著述都说明了智囊的内在含义和特点，即“以智辅政、以智启民”。

　　在中国历朝历代，贤明的帝王身边总是站着名扬后世的智囊谋士，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和变革之时，统治者们更加重视发挥智囊的作用。这些辅佐君王、匡时济世之贤才，活跃在社会变革、军事斗争乃至政权更迭之中，为维护帝国统治、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曾如此评价：“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优秀智囊的此起彼伏、代际相传，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抵御外敌入侵，并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智囊凭借自身才干，在群雄争霸、政权更迭、稳定时局、变法改革之时，为少数统治者以及各级决策者出谋划策，以实现治国安邦、强兵富民的目的。然而，传统智囊有其时代局限性，要依附于帝王或延请自己的朝廷要员。古人，尤其是读书人、士大夫都有着“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观念，这也导致古代智囊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具有较少的独立性。同时，汇聚在统治者周围的智囊，往往不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智囊团，只是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和推理提供建议，而且影响决策的能力也受到专制制度、决策者素质、个人素质以及与决策者关系的制约。此外，古代“智囊”所参与决策分析的范围较为局限，通常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军事领域。

　　古代智库对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智库发展步伐明显加快，逐渐呈现了产业化的趋势：智库数量越来越多，传统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一些智库有充足的经费支撑实现良性运作，这些积极迹象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智库建设还存在诸多不足。不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智库的经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政府应善用、善管和善待智库

　　政府相关部门应善用、善管和善待智库，激发智库为党和国家建设服务的最大潜能，让智库真正发挥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中国古代决策咨询机构都内在地要求决策者善用、善管和善待他们，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出决策影响力。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程加快，政府的治理也需要与时倶进善用智库，就是要学会用十个指头弹琴，推进智库为政府承担决策咨询，包括决策出台前的调研、谋划、测试等大部分工作，对决策效果的评估、解释与反馈等工作。在对外公共外交、结交国际朋友、获取国际智慧等各方面，智库也应有所作为。另外，智库还应为政府培养高等人才和政治精英。

　　新型智库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却也暴露了“智库”概念泛化、大跃进等不良趋向。政府作为社会团体的最终管理者需要未雨绸缪，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净化智库行业，更好地使智库为政策决策制定发挥积极作用。建议筹建类似“中国智库联合会”的行业组织，通过行业联合的方式规范标准与流程。

　　善用退休高官打造中国式“旋转门”

　　近年来，中国一些退休高官开始加人智库，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建策建言。比如，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建立了首家超大型民间智库“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务院新闻前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建立了首家高校公共外交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等等。然而，在中国，如何善用退休干部，仍然是值得摸索的复杂课题。一方面，大量退休干部年富力强，完全有能力和实力为国家和社会继续发挥余热；另一方面，如何将退休干部吸纳进智库的专业知识生产轨道中，高度考验着中国智库的能力。

　　事实上，智库如何善用前高官的问题本质，不仅在于官员退休后的去向，而且在于智库本身需要有大量熟悉决策进程的研究者和运营者。从长远看，新型智库的建设需要打造中国式“旋转门”，需要不拘一格地在智库平台上培养与运用人才。智库可定期选派一些学者到各级政府挂职锻炼，政府也可选拔一些官员重回各类智库锻造。长期下来，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将大大加强，学有所用的智库学者与有思想底蕴的官员将大量应运而生。在中国式“旋转门”的基础上，智库就能够和善于运用退休且仍精力充沛的老干部。在目前的退休人事机制中，中国完全能实现类似于先秦的尊老养老制度，让睿智有经验的退休官员发挥余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拥有政府关系、品牌打造、报告质量、写作水平等多种能力与经验，需要构建老、中、青综合型的人才队伍，以及一整套激励、淘汰、考核、规划、管理等内部机制。

　　中国智库要致力于“伐谋”能力的提升

　　《孙子兵法·谋攻篇》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里讲到的“伐谋”（意即以谋略取胜），正是智库常被人忽视的功能。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人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中国古代智囊，服务于君主的国家战略目标，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对外影响他国政策，战国时期各大国“连横合纵”就是其中的例子。

　　中国智库要屹立于世界之林，须多通过举办高端的国际论坛，发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抢夺国际话语权，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干预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开拓国际化的视野，将智库建设纳人到国家外交大战略的体系中来运作。从智库的国际交往看，应当转变“外交无小事”的固有认识，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智库就各个“小事”灵活进行国际交流，建立中国整个外事部门与各级智库之间的广泛联络、沟通机制。与此同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可以利用中国智库培训国外官员等方式，实施与推广国家外交大战略，广交国际朋友。建议新型智库加强与欧美著名高校、机构合作，设立欧美分部，在思想领域上广泛与当地交流，同时，主导欧美智库界对华研究议程，购买当地最上乘、最有助于中国发展的思想产品，并向当地推广本国的理念与思想。

　　让更多外国精英参与中国智库建设

　　中国智库运用外国人力资源尤其是外国精英还不普遍，在大多数智库中几乎找不到全职外籍雇员。春秋战国养士制度，天下诸侯竞招列国英雄为己用，稷下学宫也汇聚各国贤才。目前，中国智库吸纳外国精英参与尚存障碍。一是观念障碍。中国智库人士一向认为，智库工作与决策进程密切相关，工作过于敏感，有外国人的参与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外国人可能存在着国家忠诚度的问题。二是外籍人口管理制度的障碍。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各类体制议题限制，要引进一位外国知识精英，通常要经历很长的考察与办理程序，有的程序甚至是不可跨越的。三是人事聘用制度的障碍。中国研究机构长期习惯于编制内管理的传统框架，对管理外国研究人员没有足够的经验。四是意识形态的障碍。从目前欧美舆论对华并不友好的事实看，不少外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智库还怀有不同程度上的偏见。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进一步改革外国精英的智库参与机制。兼听则明，无论国外知识精英给予中国决策进程怎样的建议，多听一些看法总是好的。从国家层面看，需要有包容国际人才的胸襟与胆识，在国籍开放、签证办理等多方面，给予外国知识精英必要的包容与平等政策。从智库管理看，需要有更多制度创新与理念开放。

　　只要在实事求是、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制定内部管理制度，中国智库完全有能力用好更多的外国知识精英。从国际互动看，需要有更多跨国互动与双边合作。知识碰撞与思想交流往往能出现更多的火花，通过频繁的国际交流与坦诚的相互沟通，中国智库才能赢得更多国际认可，进而塑造更强的国家吸引力。

　　中国须有更多优秀的智库学者

　　“智库学者”不能拘泥于纯理论和单一学术化的研究，而必须要有更强的现实问题导向和多元知识背景，研究内容往往随着现实需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正因如此，目前中国极度缺少优秀的、复合型的智库学者，这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大障碍。优秀的智库学者需要有出众的综合能力，必须是全能选手，而不一定是单项冠军。从明清幕府制度来看，八股取士削弱了官员对社会经济的了解，难以胜任治国理政的复杂任务；而那些优秀的幕友，可能没有考取功名，却能把地方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因此，对大学培养机构而言，要因材施教，寻找一些好苗子，更多地引导和鼓励他们的智库志向。尤其是高校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不妨多鼓励自己的学生在完成学术任务的同时，参与各类与现实相关的实践活动，创造一些现实感强、政策性强的课题研究机会。对于智库而言，不必把人才招聘只限于学术圈，更不必把博士学位、发表学术文章设为智库学者入职的“硬杠杠”，而应在社会范围内广泛寻找智库人才。从这个角度看，传统智库的人才准入机制亟须变革。对于官方而言，不妨致力于打造一种智库文化。一些决策部门的官员能够牵头举办更多的研讨会、沙龙，最大范围内邀请智库学者参加，引导学术界、智库界的研究议程，倾听智库学者的建议，并与智库学者进行更多的互动与交流。渐渐的，一些优秀的智库学者就会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