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五大主要矛盾待解

　　中国经济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可能是过去30多年来矛盾积累的结果，到今天这个时点上，是最不确定的一个时刻。

　　然而，“危”与“机”总是并存的，如果对“危”不能有深刻的洞察，“机”也只是一种幻想，或者只是远方的一缕曙光。我们对深藏在经济背后的各种矛盾的深刻洞察，即是对“危”——经济不确定性的一种破题。

　　第一个矛盾，是国内经济结构同国际市场脱节的矛盾

　　中国现在在国际市场上的供应可以说是高不成，低不就。高不成，是中国没有自己的高品质消费品产业，更不要说奢侈品产业，马桶盖、电饭煲都要从日本买回来。低不就，是中国的制造优势越来越多地被更新兴的经济体所替代。原来在全球连锁的大超市，比如沃尔玛，70%~80%的商品都是中国制造，现在大概只有30%~40%的比例。再加上全球经济整体需求不足，经济一直处于“弱增长”状态。

　　第二个矛盾，是经济增长同经济转型升级要求的矛盾

　　经济要转型升级，最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行。但其中的一个悖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大家都忙于赚现在的钱，赚容易赚到的钱，不会致力于基础性的、根本性变革的投入，尤其体现在研发上的投入。当经济步入困难的时候，我们再谈转型升级，资源条件、市场空间就很有限。从国家角度来讲，如果经济不增长，大量失业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这是我们不能付出的社会代价。于是两者之间陷入矛盾：不转型，经济就没有增长的潜力；而经济要增长，动力和市场需求都不够，投资又不如以前那么有力度。所以这一矛盾深刻对立。

　　第三个矛盾，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

　　在我观察看来，这种矛盾过去30年始终存在。在发达经济体中，这对矛盾主要由市场调节，政府干预。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的匹配永远是对立且深刻的。在中国，由于这两者之间不匹配，在很多方面造成资源浪费、效率损失、效益低下，这种结构性对立造成了人民普遍生活增长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无论是房产业还是日用消费品，都出现了这种对立。

　　到底应该是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侧改革？这只是文字矛盾。现在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认识为什么我们会造成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是干预不够，还是干预过度？是不会干预，缺少干预的手段能力，还是缺乏干预的智慧？这一问题还掩盖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即偏向供给或需求任何一侧，都忽略了联接两者的市场作用。当市场尚不健全和有效，任何一侧的改革本身都是跛脚的，甚至是伪命题。

　　第四，国有企业与市场培育和发展的矛盾

　　在中国，国有企业是整个社会企业结构中占主导性的部分，多年以来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主导力量。如今，国有企业却处在很尴尬的位置上。一方面，既要朝市场化发展，改善治理结构，要改革、上市。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发挥主体性的作用受到限制，高管人员按行政体系进行管控，在某种程度上，约束湮没了高管作为企业家、作为智慧和能力付出的承担者和企业战略决策者的一种人力资本的价值作用，也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很难发挥它真正的潜力和能量。

　　第五，实体经济发展要求同资本市场脱节的矛盾

　　实体经济需要资本支持，我们需要更多发挥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直接融资功能。尽管政府也有此诉求，我们资本市场却完全没有准备好。这一点在资本市场过去一年多波澜壮阔、举世无双的反复振荡中已经完全显露。

　　无论是机构投资者、市场中的小股东，还是政府监管部门，我个人认为资本市场的成长发育，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准备好。多数投资者没有从价值层面去评估和发现股票，而是把它当作全民赌博的工具。在这样的市场里面，如何来保持稳定，我们出现了治理上的困惑。是完全自由波动，还是政府随时来干预？这种困惑也反映出政治理念上的冲突。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我很难相信这样的资本市场发展是有序和健康的。更深层次来讲，我们可能对资本市场期望过高。包括资本市场的交易制度、监管规则等这些基础设施还没有建立起来，准入的门槛还没有明确设定，在A股市场、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的玩家大多数都是中小股东的时候，这个市场不可能是一个成熟市场。

　　这种局面对经济形成打击和限制，为我们走出困境、走向经济的春天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今天的企业家们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完整的认识，则永远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明天在哪里？

　　今天我们不是在十字路口，而是站在一个立体的十字路口上，不仅是左右前后的问题，还有上下的问题。

　　过去两年来，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由600多家迅速扩充至6000家以上，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亮点，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走向未来的重要驱动力。面向未来，作为新三板上市企业，以及准备去新三板上市的企业，如何拓展自己事业、拓展生存空间，如何顺应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在中国经济依然困难重重的当下，我们一定要非常深入地探讨方能踏出一条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