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新思维

　　【核心看点】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由于经济复苏缓慢，各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严峻，有些国家甚至陷入困境，加之全球治理和安全形势面临极大挑战，所以各国都在寻求应对之策，包括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整。这直接涉及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政策抉择，是继续促进全球化还是转向逆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世界舆论焦点。当前，人类发展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时期，而工业化必然要求经济全球化，实行自由贸易规则；但是，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同，而且，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又各具特点，因此如何变革制度、调整政策以应对挑战，也会有不同的观念、思维和立场。在这样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也需要有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

　　产业转型升级的全球化背景是什么

　　人类发展漫长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将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卷入其洪流之中，从供给推动与需求拉动两方面发力，实现人类历史千万年未曾有过的现象：高速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彻底改变了人类发展轨迹——市场经济兴盛、工业化不断扩张、全球化不可阻挡。

　　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开始发生了极大变化。特别是世界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完全是“旧貌换新颜”。中国产业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展，经济体量大幅增大，建设能力大为增强，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大国作用。同时，世界经济也面临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平庸”态势，一方面，发达国家作为产业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作用减弱，特别是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甚至发生产业“空心化”现象；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扩张，实行平推式工业化战略，以低成本替代方式大规模获得“低垂果实”，占据产业“开阔地”，导致相当一部分产品的市场饱和，以至于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都面临着迫切的产业转型升级课题。发达国家希望重振制造业，实行再工业化；中国也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更广泛深入地加入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强盛。可以说，在全球化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课题。

　　当然，虽然同为产业转型升级，但各国所处的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各有差异。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后发经济体，大国、小国，沿海国家、大陆腹地国家，情况千差万别。而且，各国经济开放的现状也很不相同，有的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已经相当高，有的国家尚处于正在迈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对于全球化的态度甚至立场和应对策略也必然会有各自不同的选择。

　　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演变

　　从理论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但工业化与全球化也并非完美无缺，在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总是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人类为此也难免付出各种代价，有些代价还可能相当沉重。因此，“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从来就是全球化的伴生现象。

　　中国工业化走的是一条具有特色的道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结果是因此而深受全球化之益，经济高速增长，生产能力大幅扩张，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比肩之势。

　　此时，一些曾经的自由贸易主张国和全球化规则主导国反而开始犹豫了，感觉自己是否走得有些“过头”了。于是全球化新时代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主张，甚至在一些领域实行反全球化政策。当然，这里所说的“一些发达国家”，准确地说是发达国家中的一些人，这些人的主张开始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产业竞争和国际贸易的局部领域，而是发展到公开扯起反全球化的旗帜，并且还能得到国内许多民众的支持，甚至成为实际政策。

　　我们仅仅将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视为民粹主义抬头，是不够的。其实，这一现象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即当代世界产业结构及国际竞争力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尽管在总体上还处于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的状况，但是综合竞争力已经有了极大提升。特别是，由于国际产业转移所导致的发达国家产业生态的高端专业化，反而削弱了其产业丰厚度，即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配套性减弱；而中国尽管在产业的高端技术上还不是太强，但产业的丰厚度大大增强，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配套性非常强大，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很大优势。

　　另一种情况是，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所导致的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例如移民以及同其有关联的国际恐怖主义蔓延等，也使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产生难以承受其社会压力的困惑，因而倾向于“逆全球化”之策，来应对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当然，之所以出此招，也有其为难之处，即如何在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演变的新态势下使本国产业仍能占据有利位置，以及如何在全球化新时代进行有效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治理，以至全球治理。这些问题都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要有哪些新思维

　　在全球化新时代的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新态势下，中国也面临着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两大课题：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和进行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治理，以引导经济发展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走向合意的方向。

　　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各种要素的可迁移性大大提高，任何企业、地区和国家，都要采取有效方式，来应对要素的高迁移性，尤其是人力资源的高迁移性。当然，要素的高迁移性也会进一步提高企业在国家和地区间的迁移性。通俗地说就是：一国及各地区如何确定自己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哪些产业或产业环节可以配置于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哪些产业或产业环节应该扎根于本国或本地区？所以，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实现产业根植：即如何发展具有本国根基或地区根基的产业？应对这一问题，需要有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全球化新思维。这一问题在中国当前的产业转型升级中，正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第一，技术创新可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工业化空间。那么，技术创新的方向是什么？不仅仅是用新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而且，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是，实现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用高技术支撑和改进传统产业。欧洲在规划其制造业发展方向时，所提出的第一个“超越目前在资源效率和再工业化方面的现有边界的方式”就是“重视所谓的低技术制造业”，而且要让制造业重新回归城市环境，用高技术把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为情感工厂。

　　第二，产业升级不仅是技术升级，更重要的是劳动适应，更有效地实现就业结构变革与人力资源国际配置。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劳动力资源的变迁性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特别是高素质劳动者遵循“良禽择木而栖”的就业方式，企业必须学会雇用和管理具有较强变迁性的人力资源；同时，劳动者的技能转换同产业技术的变化并非相同周期，在工业技术变革较快的时期，产业技术升级的周期往往显著快于劳动者的技能升级或转换的周期，相对于产业技术变迁，这类劳动者具有强的职业黏性，即从原有职业技能转为新的职业技能的“惰性”。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产生“逆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一些劳动者的职业技能难以适应产业技术升级而利益受损。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各类人力资源的作用，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和具有高度政策技巧性的课题。

　　第三，在全球化新时代，企业家也必须有新思维。从一定意义上说，产业转型升级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企业家的升级，即素质提升。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是在众多企业家的带领下实现的。企业家以什么理念办企业，以什么方式获取利润，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方向。企业家的时间眼界更决定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景，如果更多的企业家都注重于获取短期利润，一心想“赚快钱”，那么，产业就难有真正的核心技术积累。产业核心技术的形成无不是企业家创新“耐心”的产物，没有执着的“耐心”，就难以形成真正具有中国根基的产业。

　　第四，产业转型升级的企业或企业家“耐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与政策环境。市场经济是需要有效治理的经济，只有精心构建治理体系，才能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当然，构建有效治理体系，并不是抑制市场发挥作用，相反，是要更有效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更不是要政府代替市场，相反，是要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治理得更完善的市场机制来决定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技术路线。特别是，在全球化新时代，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需要有新规则、新秩序与之相适应。我们看到，在有些高技术产业领域，例如信息技术（信息安全）、智能制造（机器人）、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领域，已经出现了许多必须进行新的法律规范以保证其健康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大量使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领域，市场竞争出现了许多从未有过的现象，需要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