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由中国延伸而出的两条丝路贯通中外。
唐朝,凉州“葡萄美酒夜光杯”,长安“榴花遍近郊”,葡萄、石榴,还有胡桃、芝麻、细香葱等作物,都是借由公元前1世纪逐渐打开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而中国的橘树、牡丹、茶叶等作物和产品以及掘井等生产技术也经此传入了欧亚地区。
到了两宋期间,海上丝绸之路东达朝鲜、日本,西达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管理海上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贸易收入额从公元960年—1000年的50万石大米上升到1120年前夕的100万石大米。
现在,丝路更连通了古今。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中国的推动下,古老的丝绸之路正描绘出新的图景,而丝绸之路上的农业也生机勃发,结出了实实在在的硕果。
共赢·农业合作愿景
新时期,农业发展仍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沿线大部分国家解决饥饿和贫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与营养的愿望强烈,开展农业合作是沿线国家的共同诉求。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农业国际合作成为沿线国家共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佳结合点之一。5月,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外交部发布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
当前,中国农业与世界农业高度关联,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意义重大,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世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推动形成全球农业国际合作新格局,有利于沿线各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内农业要素有序流动、农业资源高效配置、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互利共赢发展。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将坚持政策协同、市场运作、政府服务、绿色共享和互利合作原则,合作机制上加强政府间双边合作、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重大会议论坛平台作用、共建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等。
为此,中国政府倡议,沿线国家加强农业合作战略对接,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重点合作内容,以农业科技交流合作为先导,深化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的农业贸易投资合作,打造优势技术、重点产品农业合作大通道,朝着共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高水平的新型农业国际合作关系而努力。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合作潜力和空间巨大,我国应当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需求和优势,着重构建农业政策对话平台,强化农业科技交流合作,优化农产品贸易合作,拓展农业投资合作,加强能力建设与民间交流。
例如,长期以来,中国西部省区立足旱作农业与中亚国家开展粮食、畜牧、棉花等领域合作,北部省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粮食、蔬菜等种植合作,中国南部省区立足热带农业,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开展粮食、热带经济作物等种植合作,发展态势良好,势头强劲,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另外,中国通过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技术专家、培训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等方式,积极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和安全卫生保障能力,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记者获悉,下一步,中国将积极推动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和境内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内外统筹,与沿线国家在金融、税收、保险、动植物检验检疫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加强人才交流和信息互通,分享农业技术、经验和农业发展模式,共同规划实施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科技合作与示范、动植物疫病疫情联合防控、农产品产业一体化建设、贸易基础设施强化、农业研发促进培训综合平台、农业信息化体系建设等七大重点工程。
互惠·农业科技交流
农业科技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科技合作入手,组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研究解决在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问题,有利于从战略层面推动建设“一带一路”的共同愿景。
“‘中棉所44’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于2014年通过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审定,目前成为当地主栽品种。2016年11月,该国农业部致函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请求中国政府援助500吨‘中棉所44’棉花种子。”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严根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中棉所44”正是严根土团队育成的棉花品种,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推广面积超过15万亩,使棉花单产提高1倍。他补充道,另一高产、优质、多抗杂交棉品种“中棉所59”今年也将通过该国国家审定。
此外,针对亚非目标国家的水稻育种实际需求,来自中国农科院的科研团队通过杂交育种、分子标记、基因聚合等新技术,为亚非资源贫瘠国家培育了近70个低投入、高产出、环境友好、适应性强的绿色超级稻新品种。
截至2016年12月,在亚非目标国家和地区共有38个绿色超级常规稻和26个杂交稻通过品种审定并发放到农民手中。绿色超级稻品种同当地品种相比普遍增产20%~30%,推广总面积达到210万公顷,其中非洲45万公顷、东南亚170万公顷,预计农民增收5.46亿美元。
目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技术和产品已经遍布全球亚、非、美、欧150多个国家,在育种、植物保护、畜牧医药、农用机械等领域的61项新技术和新产品实现了走出去。
生物防治也是一个农业共性问题。近年来,马尔代夫椰子树遭受椰心叶甲入侵,造成极大危害。马尔代夫政府了解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海南成功利用生物防控阻击椰心叶甲入侵,便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并与中国签订了椰心叶甲防控技术协议。
中国热科院派出专家7人次赴该国开展椰心叶甲防控技术工作,帮助建设椰心叶甲天敌工厂和椰子害虫联合试验室,解决了椰心叶甲天敌人工繁殖和室内饲养技术问题,为其绿色农业发展树立了榜样。
除了新技术新产品的走出去,科技服务也在“一带一路”上发挥作用。
近年来,全球农业发展格局深度调整,气候变化对粮食主产区影响不断加深。诸如气候变化、多发传染病的防治等,在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看来,“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问题,是区域性、全球化的工作”,科技能够为此提供一些新的解决途径。
中国科学院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科技咨询,通过以科技知识、科技调研为基础提供支持,来解决共性发展的问题。如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陈亚宁团队基于修正后的PDSI_Penman-Monteith方法就中亚干旱趋势及归因开展最新评估,这对未雨绸缪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非洲支点——肯尼亚,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依托单位正是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中肯双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资源遥感、生态环境、荒漠化防治、流行病控制与现代农业示范等多方面开展了互惠合作研究。
整合·中心平台建设
当前,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农业基础地位,更加注重全球农业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农产品市场的深度开发,对开展农业国际合作的诉求也更加强烈,为“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这迫切需要公共服务体系支撑,包括农业合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体系、高端智库和培训基地等,有助于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综合发展能力。
2016年1月,中国农科院组建成立海外农业研究中心,为我国农业走出去提供科技支撑;同年12月,发起成立“全球农业大数据与信息服务联盟”,整合海外农业研究资源,促进多种渠道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希望,其将成为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国家农业对外合作集散地、经济政策智囊团、海外信息服务器和海外农业人才库,支撑国家农业对外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
截至2016年12月,中国农科院已与83个国家、38个国际农业研究组织、7个跨国公司(基金会)等建立起合作关系。通过建立合作关系和建设联合实验室,搭建起较为完备的海外农业科技合作体系,为中外科学家提供了高效的合作交流平台。
利用平台促进农业科技走出去的模式已经在国内农业科研院所中得到了认可。
例如,中国热科院也成立了“一带一路”热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重点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木薯、橡胶、油棕、甘蔗、剑麻等作物的技术创新合作研究,以及热带农业创新合作布局研究;建立了中国—厄瓜多尔热带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开展香蕉、芒果、咖啡和可可等热带作物技术的联合研发;成立中非现代热带农业联合研究中心,重点针对非洲国家对现代热带农业的发展需求,解决非洲热带农业发展关键技术。
2016年4月,中国热科院又成立热带农业技术转移中心,加快推进热带农业科技成果在世界热区的转化应用。2016年11月,中国热科院举办“一带一路”热带农业走出去技术对接会,呈现了80项实用技术,来自12个国家的科研机构代表、企业代表就各自的技术需求进行了对接。
平台式的交流还成为“一带一路”的两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话、合作的方式。因为“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现代农业优势明显。
中国和以奶业发达著称的荷兰有着共同的发展需求,也有农业资源、技术、产能、市场等方面的互补性。中国农业大学中荷奶业发展中心,就是由中国农业大学、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荷兰皇家菲仕兰公司三方共同成立的一个奶业国际合作交流平台。
在这一平台上,双方合作开展了荷兰奶业技术中心(示范牧场)建设、中荷奶业科技研究、高层次奶业人才培养、奶业考察、荷兰奶业技术培训、行业人员互动交流等工作,通过分享荷兰乳品专业知识提升中国乳品产业链的食品质量、安全及生产力水平。
分享·跨境农业投资
“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金融通为开展农业合作提供了保障,为沿线国家实现农业产业优势互补、共享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条件。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坦桑尼亚、赞比亚修建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七八十年代,中国政府向坦桑尼亚援建了鲁伏水稻农场、乌本加农场等大型农业项目。
时至今日,农业人口占80%、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为21%的坦桑尼亚,农业项目仍是最大的民生项目。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坦桑尼亚政府提出‘农业第一’发展战略,对中国先进农业技术有强烈需求。通过农业项目合作,必将大大提升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生产水平,促进当地农户增产增收,巩固并促进两国传统友谊。”
吕友清表示:“中坦在农业资源和市场方面互补性强,双方扩大农业合作空间广阔。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技术在坦桑尼亚具有很强的可推广性。”
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非洲援建25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将高产优质品种以及我国先进实用的育苗、耕作、植保、施肥、灌溉、收获等配套技术推广到示范中心周边和东道国各重点农区,对提高东道国农业生产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
此外,中非农业投资合作在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减贫实践和创造工作机会等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坦桑尼亚公司剑麻农场在坦桑尼亚经营多年,与所在地居民和各机构开展互动。“剑麻农场为当地经济发展、税收收入和当地居民收入的提高及生计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农场一位负责人表示。
国内大型农业企业通过“一带一路”漂洋过海,到外国开展耕作,合作模式已经从农业基础设施、水利建设、农产品加工技术,发展到消费市场的开拓与跨境电商平台的搭建,以及农业产业投资布局。
中粮集团通过全球布局建设,已经在南北美洲、澳大利亚、黑海等世界粮食核心产区建设了仓储、码头、物流设施等一批战略资源,形成了覆盖全球的粮油产业布局;在东南亚地区建设农产品加工设施。2016年,中粮集团国际农粮产品贸易总量近1.3亿吨,涉及贸易金额418.6亿美元,往来国家和地区近140个。
中粮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挥了国家粮油产业投资主体作用,如旗下中粮生化全资收购泰国工厂;旗下蒙牛乳业投资11亿元建设了雅士利新西兰工厂。目前集团海外资产占比已达50%以上,境外员工总数约1.4万人,带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历史与实践证明,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在国际粮农治理体系建设中贡献中国智慧,与沿线国家分享中国经验,为全球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致用·人才交流培训
刘高琼原本在南京农业大学任教。1997年,受教育部和南京农业大学委派,他来到肯尼亚埃格顿大学担任农学院客座教授;2002年教育援助项目告一段落,他却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20年。
2002年,当地巴拉卡农场暴发大面积传染病。凭借农学专家和田间试验的经验,刘高琼一下子就判断出了病因——玫瑰感染了霜霉病。他挽起裤腿、拿上剪刀,手把手地教农场工人修剪枝条、给土壤铺膜,从而减少水分蒸发,截断病菌的生长途径。
在巴拉卡农场忙碌了整整3周,20多个大棚的玫瑰花保住了,刘高琼这个“外来的和尚”为农场挽回经济损失约9万美元。
这只是南京农业大学在非专家对接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开展针对性的农业技术培训的一个例子。频繁的农业技术交流与校际合作,催生了全球首个以农业为特色的孔子学院。
合建农业孔子学院将汉语教学与农业职业技术培训相结合,致力于培养既懂汉语、又通农技的高级人才。自2013年揭牌以来,已经举办温室作物栽培技术、温室作物病虫害防治、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等农业技术培训班17期,培训农业技术人员650余人,学员遍及肯尼亚47个郡。
无独有偶,除了办学院以外,设立培训机构也是“一带一路”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授人以渔”的援外工作历史悠久。早在1978年,经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专家组建议,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便建立了集渔业技术研究和培训为一体的国际性渔业培训机构——亚太地区综合养鱼研究和培训中心。
自1981年以来,中国水科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已经连续36年承担了各类渔业技术国际培训班120多期,总共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2800多名渔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学员遍布五大洲,大部分已成为本国技术骨干或行业领导,其中司局级官员100多人、部级官员近30人,在各自国家的渔业领域起着重要作用。
援外工作也提供了推进我国与广大“一带一路”国家开展渔业科技与经贸合作的大平台。在受援国“学生”的牵线搭桥下,该中心和部分企业与受援国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技和经贸合作。
如在匈牙利培训学员的推动下,该中心与匈牙利渔业、水产养殖和灌溉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中匈鱼类免疫药理学国际联合实验室”,先后申请国际科技合作项目6项,并在中草药免疫制剂开发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论文20多篇。
在人才合作创新方面,中国科学院也建立了5个中国科学院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卓越中心(CAS-TWAS),提供平台接纳周围国家科学家到中心进行科学研究和合作;在海外还建立了9个海外科教基地。
通过CAS-TWAS院长奖学金、发展中国家访问学者资助计划等,中科院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培养科研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达1800多人次。“因为青年科学家是科技的未来。”白春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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