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制造强国”关键在哪儿？

　　最近有媒体报道，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显示，中国的制造成本已经与美国相差无几。该报告考察了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经济体的制造成本，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是96，即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么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双方差距已经极大缩小。 

　　但是，有中国学者对此并不认同。仔细查阅该报告，发现制造成本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先选定美国作为基准国家，把劳动力、电力和天然气三项成本加权考虑，再加一个其他成本凑成100。其他国家的制造成本指数也是把劳动力、电力和天然气三项成本加权，再加上一个和美国相同的其他成本，得出该国的制造成本。简单地说，2014年，美国劳动力、电力和天然气三项成本加权相加为20.8，再加上其他成本79.2，凑成成100，作为比较各国制造成本的基准。中国劳动力、电力和天然气三项成本加权相加为16.4，也加上其他成本79.2，构成中国制造成本指数95.6。依此方法，一个劳动力、电力和天然气三项成本加权相加为0.8的国家，其制造成本也会是美国的80%（0.8加上79.2）。可见，这样一个相同的其他成本使得该报告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成本并没有像报告说的那样已经接近美国了。 

　　但是，即便如此，中国近年来的制造成本的确在不断上升。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我国出口产品传统优势有所弱化。作为以成本优势获得“制造大国”地位的中国，成本优势的往日光环已经逐步消退。在新的国际生产格局下，中国需要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保持制造优势地位，成本优势并不是关键，掌握全球价值链的管控权才是关键。 

　　生产国际化的两次“松绑” 

　　国际生产从本土生产到全球布局的演变，经历了两次“松绑”。工业革命之前，生产点和消费点基本处于同一空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绑在一起的生产和消费“松绑”了，生产点和消费点逐步分开，生产也从本土扩大到国际。但这时的生产国际化主要是以整个生产过程的国际复制为主的，即各生产点拥有完整的生产价值链。随着生产的全球化的发展，生产的国际化实现了第二次“松绑”。生产过程被分割成相对独立的环节，每个国家专门从事特定环节的生产，以产品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成为国际生产的主要特征，国际制造业竞争力的本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第二次“松绑”使得一种产品的生产有许多国际主体参与，发挥着各自的比较优势，承担不同环节的生产任务。国际生产从在生产地完成所有环节转变为依据比较优势把各生产环节布局在世界各地，国际贸易从产品贸易为主演变为产品内贸易、任务贸易和价值链贸易为主。国际贸易的内容不再是以最终产品为主，各国出口的是一项项的生产任务，如组装、研发等。 

　　由于两次“松绑”，同一产品的各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最终产品的完成国所承担的环节主要是产品的组装。例如，iPhone由美国苹果公司设计，多数元件和软件由其他国家生产（涉及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然后在中国完成组装，按最终单价约179美元出口到美国，再由苹果公司分销。同样，“芭比娃娃”的最后一道生产环节也是在中国完成的，经香港出口到美国，以9.99美元的价格销售，但设计、原材料、销售等都是在其他国家进行的。 

　　如果把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简单地划分为设计、研究开发、高级中间产品生产、初级中间产品生产、产品组装、物流管理、品牌和销售等几个环节，我们会发现，这些生产环节创造的价值和获得的利润是不同的。简单地说，就是呈现为“两端高、中间低”的到U形微笑曲线。产品组装环节的增值最少。中国制造业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环节则集中于产品制造组装环节，而在设计开发、服务和管理、品牌和国际营销等几个增值空间较大的环节中，我国大多数企业还处于竞争劣势，在全球产业链中尚处于最低端。中国在一部iPhone的出口价格中仅创造了3.6%的价值，约6.50美元，在“芭比娃娃”的生产中只提供了0.35美元的劳务。中国被称为“制造大国”是因为许多产品的组装是在中国完成的，而出口额又是按照最终产品的总值计算的。实际上，在这些产品中，中国很多情况下只是承担了组装的任务。所以，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看，中国处于靠近增值最低利润最少的组装环节。这样的“制造大国”并非是“制造强国”。 

　　全球价值链上的中国 

　　“制造强国”的造就必定是以获得较多的制造价值为基础的。既然中国处于产品增值较低的生产环节，那么，中国能否提升制造价值？这里首先要明确两点。第一，制造价值的提升有以下几个方面：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过程升级就是创造更高效的生产过程，产品升级则是创造价值更高的产品，功能升级就是把生产扩展到价值链上的其他任务环节，而价值链升级则是转换到价值链上的其他任务环节。第二，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活动是被动的，从事什么环节的生产，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管控着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分配的。这一点从近年来许多国际企业把工厂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可以看出。 

　　从上述两点出发，不难发现，如果不能自己选择从事什么生产环节，则只能在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上下功夫，或者努力获得制造价值较高环节的生产能力，拓展或者转移到这些环节去，以获得较高的制造价值。这是基于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形状作出的判断和调整。但是，如果比较考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微笑曲线和现在的微笑曲线，我们会发现，原来的微笑曲线更为平缓，没有现在这么陡峭。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各生产环节的制造价值差别没有现在这么大。这背后隐含的意义是，各生产环节的制造价值不是天生就有高低之分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由掌控着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分配的。与其在别人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上奔波于各环节之间，寻求更高的制造价值，不如自己掌控全球价值链，控制制造价值和利润的分配。这才是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根本和关键。 

　　掌控全球价值链，不是一句话的事情，而是涉及产品的创新和品牌建设等方方面面。放眼世界掌控价值链的企业，如苹果公司，无一不是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企业品牌的。所以，造就制造强国就是要培育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管控着全球价值链，既可以在本国市场赢得丰厚利润，又能在全世界赚得盆满钵满的跨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