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能尽快释放红利的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要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基本走势，把我们所处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分析透，把我们前进的方向和目标理清楚，把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搞明白。过去我们一直探索的改革红利，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城镇化，但是目前城镇化也面临着挑战。未来城镇化的速度将会减慢，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导致城镇化速度减慢，将构成中国经济新的挑战。

　　我国的城镇化率仍然滞后

　　与目前的发展阶段不相符

　　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主持人让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给大家推荐书，他推荐的是《城市的胜利》。这本书的主要理念是，城市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最好的东西之一，核心在于城市能把所有的生产要素和资源集中到一起予以最密集的使用和最有效率的配置，达到最经济的产出。

　　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市还没有“胜出”。虽然过去30多年我们城市化的速度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快的，但是，根据现在发展阶段和人均GDP的水平进行国际比较，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我这里说的滞后，是指54%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

　　城市的功能是什么？城市不仅是要素的集聚，更是着力于人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人力资本培养环境的改善。因此，就城市化率来说，我们更要看重人们在城市中的参与感，看重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经济机会的平等。因此，我们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指标，即“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只有37%。以此判断，我们的城镇化率应该说，与发展阶段是不相符的。

　　城镇化放慢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减速也会影响城镇化速度

　　对于城镇化来说，我们现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未来，城镇化速度肯定会减慢，城镇化速度的放慢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过去我们曾经把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做过分解，经济增长首先来自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这是生产要素集聚的表现。对中国来说，资本也好，劳动力也好，土地也好，所有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实都是向城市集中的。这些生产要素贡献了整个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部分接近一半之多，实现了劳动力从过剩的农业、农村转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所以说，城镇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反过来，经济增长的减慢也会影响城镇化速度。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了，就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进而导致汇聚各种优质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吸纳能力也会减弱，最终导致城镇化速度放慢。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推动改革就意味着改变“其他条件” 

　　赢取改革红利

　　城镇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我们知道，城镇化也是一个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过程。但是，这句话只是个学术用语，真实的劳动力转移现象，并不表现为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因为目前务农的劳动者大多是年龄偏大的，绝大部分是40岁、50岁以上的，他们已经不再转移了。我们看到的转移，其实主要是农村新毕业的中学生，在毕业之后选择进城，而不是务农。本来，我们假设他们的机会是务农，但结果他们没务农，所以我们称之为农业转移劳动力。因此，真正转移的劳动力大体是在16-19岁之间的农村人口。

　　从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可以发现，在2014年，农村16岁-19岁人口的总量已经达到峰值。也就是从今年开始，就进入负增长。如果我们把这个年龄人口的数值图画出来就会发现，以2014年为峰值，它显现出一个倒“U”字形的曲线。如果再把外出农民工的变化图也画出来，在2014年之前两者趋势上是完全重合的。由此可以很自然判断出，未来外出农民工也有负增长的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年第一季度就是负增长。第二季度虽然有所恢复，但是整个前半年是0.1%的增长率，而这个数字去年还是1.3%。因此可以认为，外出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将减慢。

　　这也是目前城镇化减慢的原因，这个速度的减慢已经进一步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未来也是这样。“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10%左右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今年“十二五”就收官了，明年开始进入“十三五”。“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假设改革效应还没有释放出来，没有其他积极因素的话，可能只有6.2%。不过，经济预测的一个特点是往往做出“假设其他因素不变”，但是，现实中“其他因素”常常变化，更重要的是，推动改革就意味着改变“其他条件”，赢取改革红利。

　　城镇化蕴含了诸多的改革内容

　　将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我们不希望“十三五”期间只是6.2%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能够尽快释放红利的改革。改革红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来自于城镇化，城镇化蕴含了诸多的改革内容。但是城镇化也减速了，什么东西能够重新激活它呢？我们说城镇化是个好东西，是因为它的核心是把现有的生产要素进行更好、更聚集的组合，形成更高的生产率。但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城市的管理能力和资源的配置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这种能力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或者说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

　　在这个特定发展阶段，城市管理能力不足，导致城市化效益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速度没有那么快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围绕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城镇化，仍然有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在内涵上推动城镇化。内涵城镇化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看常住人口的百分比，更要看户籍人口的百分比。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城镇化按传统的常住人口统计不再增长，但是能够把现有已经在城市常住的农民工和家属变成城镇户籍人口，仅仅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获得人口红利的延续和新的增长潜力。这样可以做到“一石三鸟”的改革红利：增加劳动力供给、延续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扩大消费需求。另外一条出路就是推动外延的城镇化，走区域性的一体化发展道路，像中央部署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形成资源和要素互补，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会赋予三地一些新的重新配置的机会。未来我们生产率要提高，必须仰仗这方面的资源重新配置。某种程度上说，资源禀赋的差异越大，协调发展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也就越多，各地获益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