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钢铁产业发展谈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和当前面临的困难，谈谈自己对供给侧改革的认识，以及对其重要意义与深刻内涵的初步理解。

　　一、钢铁产能过剩与钢铁贸易摩擦

　　说到产能过剩，首当钢铁行业。2016年，发达国家通过OECD等国际组织对我国钢铁过剩产能进行施压，如欧盟和美国将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与“市场经济地位”捆绑在一起，欧盟成立了联合工作组监督落后产能的淘汰工作，G20公报更是将成立针对钢铁产能过剩的全球论坛提上日程。

　　回顾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历史，钢铁产业的今天是当年中国人的梦想，是那个年代的“中国梦”。解放初期，我国钢铁产量15.8万吨，到1978年，我国钢铁产量3178万吨，占当年世界钢铁产量的4.42%。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1996年中国钢产量首次超过1亿吨，用了47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经济全球化，经济持续高速发展，2003年钢产量突破2亿吨，2005年突破4亿吨，2007年接近5亿吨，产量、产能均居世界首位；10年后，2016年全国粗钢产量8.08亿吨，同比增长0.6%，成为钢铁大国。钢铁产业重点大中型企业主体装备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中国钢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极大提升。

　　2006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当年钢铁产量达到4.7亿吨，在建能力7000万吨，拟建能力8000万吨。已大于市场需求1.2亿吨。当年的结论是，国内钢铁产能已经由不能满足国内需求转向总体产能过剩。国内钢铁市场出现了价格走低，市场疲软的现象。国际市场对我钢铁企业生存状况的影响力提高了，越来越多的钢铁产品进入了国际市场。

　　1.钢铁工业发展中遇到产能过剩的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钢铁产业受到了冲击影响，中国钢铁产业下降至2.9%，2009年、2010年应对危机中，又分别提高到13.7%、11.4%，而到了2012年，国内经济下滑，钢铁产能过剩已成为全球性问题。2015年，中国粗钢产量为8.04亿吨，按2014年产能为11.3亿吨计算，产能过剩为3亿吨，产能利用率为71.2%。到2016年年底，钢铁产能11.7亿吨，国内粗钢产量8.1亿吨，国内粗钢消费7.1亿吨，过剩产能3.6亿吨。从去产能来看，2016年真正被政府强制淘汰的炼钢产能为6700万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7年再减压钢铁产能5000万吨左右。

　　在提到产能过剩时，我们首先要对钢铁及过剩产业有清醒的认识，即钢铁产业对世界各国来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生产部门，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钢铁工业的发展关系到能源、采掘业、建筑业、汽车、装备制造业等，直接体现着一国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更是国防科技、军事工业的重要支撑。因此，钢铁在许多国家都被视为战略产业而成为贸易保护的对象，在中国钢铁产业发展进程中，钢铁产品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重灾区。

　　2.钢铁产业面临的贸易摩擦

　　贸易摩擦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相伴而行的，中国加入WTO的20多年中，中国成为全球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目标国，而钢铁产品又是众多产品中的众矢之的。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回流，钢铁产品作为重要结构材料、功能材料和重要绿色建筑材料的作用日趋明显，为发展先进制造、吸引就业，钢铁行业对美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并不断通过贸易救济手段限制中国钢铁产品的出口，尤其是工业用高端钢板和不锈钢产品，限制手段也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扩展到337调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调查）和反垄断调查。

　　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2002年至2016年国外对华发起的1246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中，涉及钢铁行业的有266起，占案件总数的21.3%。2015年中国钢铁产品遭受国外贸易调查共46起，占对华贸易救济总数的46.9%，2016年，涉及钢铁的案件数居首位，49起，占案件总数的41.53%，增幅为25.6%。涉案产品呈多元化趋势，包括镀锌板、彩涂钢板、冷轧钢板、不锈钢管、线材、石油管材、无缝钢管、不锈钢板材和带材等，美国仍然是主要发起国，而且以反倾销和反补贴并发的“双反”案件为主。2016年一半以上的钢铁反倾销调查针对板材，印度、巴西和埃及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启动针对我国的反补贴调查。2016年，共有21起涉及钢铁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作出初裁，其中，涉及美国的案件最多且税率较高，而以从量税计算的墨西哥和巴西的税率更高，有些产品每吨被征收500美元左右的反倾销税。在18起作出终裁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中，美国对冷轧板和镀锌板的税率都在200%以上，巴西对无缝碳钢管征收每吨1000多美元的反倾销税。从反补贴裁决结果看，美国税率较高，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对较低。2016年5月18日，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冷轧板“双反”裁决中，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税率为265.79%，反补贴税率256.44%。2016年5月25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印度、意大利、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耐腐蚀板作出“双反”调查终裁，其中中国企业反倾销税率达209.97%，反补贴税率为39.05%。2017年2月，美国商务部就对华不锈钢板带材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作出终裁，裁定中国企业反倾销税率为63.86%-76.64%，反补贴税率为75.6%-190.71%。 

　　与此同时，美国对我国钢铁产品展开了337调查和反垄断调查。2016年5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宣布对中国输美碳钢与合金钢发起史无前例的337调查，调查涉及河北钢铁、宝钢、首钢、武钢、沙钢、马钢等中国钢铁企业以及其在美国的分公司及在国内10个省市的下属机构，共计40家企业；2016年11月14日，ITC终止对华碳合金钢337调查案中有关反垄断主张的调查。2017年1月11日的裁决支持中国钢企要求终止反规避调查的动议。2017年2月22日，根据美国钢铁公司的撤诉动议，ITC终止了对华碳钢和合金钢337调查案中有关商业秘密指控的调查。这是在美国337调查历史上，中国企业首次在商业秘密类案件胜诉。

　　美国一直对起钢铁行业采取多种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钢铁产业的贸易限制措施也是由来已久。200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发起针对全球的钢铁保障措施，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钢铁贸易大战，而后针对中国钢铁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接踵而来，贸易救济的力度和强度不断加强，从反倾销到反补贴，到“双反”并用，再到337调查。比如，中国加入WTO时，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按照美国的法律，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应适用反补贴措施的，但美国为遏制中国的产业发展，突破了这个限制。布什总统时期把这项突破作为其任期内的一项政绩。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提出了中美建立更加平等、持久、利益更加均等的经济关系。具体解释为三项原则：

　　（1）将中国的发展引导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管理体系，尽量减少中国崛起对美国未来的不确定影响及对全球战略平衡的影响。

　　（2）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这些利益不是随机的、偶然的、不可预测的，而是稳定的、持久的，由市场经济体制保证的利益。

　　（3）调整美国的贸易政策和对华战略，以适应这些新情况。

　　为此，2012年奥巴马签署了行政命令，设立贸易执法部，以完成其作出的加强贸易执法的承诺，并确保中国和其他国家遵守贸易规则。

　　2016年，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发布很多针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的言论，但直至今日，我们尚在观察其政策对我国乃至对我国钢铁产业的影响。但对其政策方向的初步判断是中美贸易摩擦有进一步升温的可能。

　　二、对供给侧改革的几点思考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中国主要是依靠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利用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优势和全球市场优势，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国、世界第一贸易国，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经济体，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200多个产品生产能力和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奇迹。但我国大而不强，结构性问题突出，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同时，在中国的发展中，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互补性逐步向竞争性转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面也在不断扩大，不可避免的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目标。产能过剩就是供给结构性大于需求，必然导致竞争加剧，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及产品会面临更多的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经济贸易领域的竞争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供给侧的改革必定要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实施。

　　在中国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着力点就在于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探索，是在发展方式上进行重大调整。

　　1.着力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指国家的某个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同一产业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的竞争能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就是要把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产业增长”转到“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来。过去产业发展的重点是解决由小变大，从无到有的问题，产业发展指导思想上更重强调“产业的规模效应”，而对产业升级、产业竞争力和增长方式转变等重视不够。

　　比如，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有11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但11家中国企业的营业利润仅相当6家美国企业的8%，相当于11家日本企业的11%。

　　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是产业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要应对资源环境压力和要素成本上升等严峻挑战。未来产业政策要更着重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指导思想更应突出“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发展由技术跟随型向技术领先型、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发展的双重转变，从根本上增强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效应初步显现。2016年，作为钢铁生产的大省—河北，首次提出其产业结构调整成效已现—装备制造业比重超过钢铁工业，成为河北工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既是钢铁工业的下游产业，也是一国工业实力的代表性产业，其发展与钢铁工业密切相关。2016年上半年，“十三五”专项规划、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等，突出体现了促进装备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材料供应和新材料研发方面，钢铁行业迈向中高端，直接决定了我国高端装备的质量和研发技术水平。

　　2.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高端制造业

　　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10年后要迈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围绕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9项战略任务和重点：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传播、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设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10大重点领域；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这些领域的发展，既离不开钢铁工业作为材料支撑，需要不断适应国内市场在这些领域的需求，而且要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实现自给自足。

　　3.提升服务业水平，推进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供给论”强调供给因素即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别是促进服务业不断扩张的原因。服务业包括知识型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唯有服务业发展才能有效开拓国内市场，创造内需，并可以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服务业的发展是制造业创造更高价值的必要条件。现代服务业即是工业化发达阶段的产物，也是推动产业进步的力量。

　　制造业服务化能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通过产品服务增值正成为许多优秀公司进行扩张的重要战略选择，产品服务已超越了“售后服务”的含义，成为企业产品价值链上一个重要的增值环节。

　　IBM曾是一家单纯的硬件制造商，但如今已成功转型为“解决方案提供商”，2005年时，公司的服务收入占到总收入的50%以上，每年的利润增长率也高达10%以上。在IBM的全球营收体系中，大约有55%的收入来自IT服务。

　　苹果则是最新的成功范例。从1997年到2003年，苹果侧重于产品创新，虽然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但体现在公司市值方面不甚理想。而到了2003年以后，由于苹果开始创新自己的商业模式，创造了一个商业史上的奇迹。利用网络商店和ipod的组合，苹果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将硬件、软件和服务融为一体。对于苹果公司而言，赢利路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靠卖硬件产品来获得一次性的高额利润，二是靠卖音乐和应用程序来获得重复性购买的持续利润。由于优秀的设计，以及超过10万计的音乐和应用程序的支持，无论是iPod、iPhone还是iPad，都要比同类竞争产品的利润高很多。同样，由于有上面这些硬件的支持，那些应用程序也更有价值。

　　国内重化工业普遍存在重批量生产轻个性化定制、重制造、轻服务的现象，加之开展服务型业务需要大量资金与人力支持、不确定因素多，发展服务业务动力不足，此外，缺乏服务类资质、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无统一统计口径和标准等政策障碍也限制服务型制造业的发展。而我国很多产业对于钢铁高端产品的需求都呈现小批量、高端化趋势，特别是与其他高端制造业的结合，需要结合下游材料需求，开展系统研发、成套设计、工程承包、远程诊断、产品回收制造、租赁等一条龙服务……与跨国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差距甚远，难以涉足利润率较高的服务领域。

　　美国竞争力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德博拉•温斯-史密斯认为，中国取代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就一直占据的位置，美国“应该感到担忧”。她说：“这表明，美国将来不应该基于商品生产，而应该基于革新和制造业推动的新兴服务来参与竞争。”

　　4.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制度，国家应启动新一轮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搭建示范应用和技术基础体系建设平台

　　为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的首批次或跨领域应用，启动新一轮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搭建示范应用平台，以提高整机、主机自主化率为目标，实现关键设备、关键材料、关键核心部件的自主发展和自主供应。同时，依托现有技术基础服务机构，建设质量可靠性试验验证、计量检测、标准检验与检测、认证认可关键技术、产业信息、知识产权等基础支撑和公共服务平台。

　　5.积极推动“互联网+”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分工和产业分工的日益细化，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等领域科学技术的新突破和广泛应用，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以服务为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跨越边界、跨越时空、融合发展的新时代。

　　李克强总理提出：许多人都有误解，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是搞搞简单的服务业，搞搞网上销售，其实远远不是这样，这是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个大舞台，也是最大的结构性改革。通过互联网平台改造升级，创新传统制造业，被称为是一场“新工业革命”。我们的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或将催生中国的一场“新工业革命”。我们要促进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工业智能改造升级，要通过创新供给，扩大新业态等，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以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开创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的新手段。

　　6.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稳妥处理僵尸企业

　　下大力气解决多年来的重复建设，盲目扩张问题。这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新常态下，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新的动力，新的优势亟待培育。要“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是对供给侧改革的明确要求和具体任务。当前僵尸国企的市场出清非常艰难，这里除了市场化手段不足、企业破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的原因，更多还在于地方政府顽固的保护意识。

　　7.利用供给侧改革，积极推动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

　　通过供给侧改革，从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两个方面，推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转变粗放与外延型的出口贸易增长方式为集约与内涵型的出口贸易增长方式；推动我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多元化和高端化。同时，纠正要素市场扭曲，重塑比较优势，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土地、能源市场化定价，淘汰高能耗企业，迫使企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