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 是要素市场改革

　　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回落后，中国经济何时、以何种方式“触底”，“触底”后是何种走势，是“十三五”时期国内外关注的重要议题。我们提出“由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的概念，就是一个有关的理论描述。

　　质量追赶大体上处在“后历史需求峰值”与“成熟增长”之间，其特征是通过提升增长质量实现中速增长，进一步缩短与先行者的距离。与质量追赶相适应的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将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就为供给侧改革提出了直接而明确的要求。在供给侧改革受到重视且有所泛化的情况下，明确目标、突出重点至关重要。

　　经济转型再平衡：须满足三个条件

　　当前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大的下行压力，“底”在何处，从高速增长“降落”后前景如何，是“十三五”直接面对的关键问题。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从大的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向中速增长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实现，将取决于三个条件。 

　　第一，高投资触底。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高投资触底，即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基础设施投资这一指标波动较大，但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2015年的负增长，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投资在2015年下半年出现月度同比负增长，当回落趋稳时，很可能成为房地产投资增速触底的信号。 

　　第二，去产能到位。严重过剩产能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PPI迄今40多个月的负增长，最大降幅达5.9%（截至2016年5月）；二是工业企业利润自2014年下半年以后一年多的负增长。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重点是在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实质性去产能。产能下来了，供求趋于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

　　第三，新动力形成。“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替代性增长，新的增长空间挤压了原有增长空间，或者说，在原有的增长空间内换了一种增长方式。这种增长具有重分蛋糕的性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关系的冲突和重组。如果“新经济”确实拥有并有效运用了新技术、新机制、新商业模式，提高了生产率，终究是不可阻挡的，但同时必须重视并妥善应对利益冲突引发的挑战。

　　以上三个条件逐步形成后，中国经济这一轮大调整将可能呈现双重底部。一是“需求底”，随着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全部投资增速趋稳，这一底部有可能在今后一两年内出现。另一个则是“效益底”，是从供给侧适应于需求侧来看的，主要指标是PPI止跌回升，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在适当水平。 

　　这个底何时出现，将直接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触底成功后，增长态势不会像有些人期待的出现V型或U型反转，而很有可能是大的L型加上若干个小的W型。

　　质量追赶：追赶的新阶段

　　中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这个判断相当重要，难度主要表现在质量提升上。在现有的情况下，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好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纠正资源错配。目前在行业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生产率差异，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根源在于行政性垄断，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仍会在“老经济”中释放出规模可观的需求，特别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投资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生产率，增加收益，化解潜在风险。这也是当前供给侧改革中“降成本”潜力最大的领域。

　　二是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包括发展新兴产业，如与制造业升级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如用机器替代人工；更多的则是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如由低端制造转到高端制造，加大设计、研发、品牌等元素的比重。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资源配置水准；将从行业标准到工匠精神，全面推动精致生产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三是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产业升级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产业升级中的大多数内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我们也要跟着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追赶的含义；而创新则是从无到有，我们与发达国家大体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创新必须经历一个试错过程，因而不确定性显著加大。之所以强调市场在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创新，提高创新试错过程中的成功概率。

　　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

　　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应当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配置，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就是要与中国经济质量追赶新阶段相适应。具体地说，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第一，切实放宽准入，深化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改革。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更有待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

　　第二，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第三，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政府必须由以往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搞规划，转向遵循创新规律，营造创新环境，让市场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地方竞争是以往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竞争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第四，抵制各类经济泡沫的诱惑和干扰，将资源导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活动。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必须高度警惕、及时纠正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危害，把资源尽可能地引导到提升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第五，切实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公务员队伍激励机制。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在现有国情下，政府公务员的精神状态至为重要。地方基层试验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有利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触底关键期，预期问题再次突出而敏感。近期股市、汇市的大幅波动，很大程度缘于预期变动，而预期变动又与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转型规律和现实理解有关。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放缓后，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为困难，同时也最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

　　我们认为，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大的政策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两年成功触底，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