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与“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

2015-12-25
作者:常修泽

  “十三五”:“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起点

  六年前,即2009年11月1日,我在中改院举行的“国际论坛”会议上提出了“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理论观点。

  第一波转型, 1919年至1949年,可称之为“社会制度转型”。我国的社会制度从原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后(1956年)又转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个中经验教训,今天略而不讲。

  第二波转型,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到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这35年转型的主要内容是“经济体制转型”。

  当时(指在2009年11月中改院“国际论坛”),我提出,从历史角度看,将来我们国家应该有“第三波大转型”,即不仅“经济转型”,而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在内的“全方位转型”。

  在新的阶段,应该有新的发展理念。我在上述这个“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报告(2009年11月)中,提出了我的五个发展理念:“人本、绿色、创新、协调、改革” 。2009年12月,由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决策参考》内刊上报;2010年3月12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整版公开发表;2015年8月新著《人本型结构论》第一章,将六年前的这个“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报告及其五个发展理念“原文链接”,立此存照(见该书第43-53页)。

  但是,至于何时开启“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何时实行这五个发展理念,我当时并没有预测时间,那是政治家的事情。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2013年11月,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并没有完成,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制度改革在内的“五位一体改革”的命题。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2008)称之为“五环式改革”,像奥运会五环一样,彼此连接,共成一体。这是历史的发展需要。

  按照前面分析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这次,“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可看成是中国静悄悄地进入第三波大转型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它开启了 “第三波大转型”的新征程。可以说,“十三五”时期,恰好处在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起点。我们应从这个高度来认识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所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和把握下一个阶段中国的发展问题,就有了这么一个历史定位。有了这个历史定位之后,再具体深入研究公报的内容,才能把各个方面看得比较清楚、准确。尤其是看到,这个新的发展转型,不是单向度的经济转型,而是一个全方位融为一体的发展转型。要避免 “短视化”和“狭隘化”的倾向。

  把握新阶段发展的“主体性”和“整体性”

  谁来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发展最后落脚到谁?我把这个称之为“主体性”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的开篇提出了六项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特别引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名言,指出,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坚持共享发展”的部分更加明确地指出“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同享受”。这实际上就是在界定发展的主体性。

  在我看来,“十三五”发展理念中最为凸显的就是“人本导向”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全方位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标尺,把“人的发展”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当中。我称之为发展的“主体性”。

  除了“主体性”以外,还要把握住发展的“整体性”。这是针对社会上一些认识误区提出来的。现在一讲到发展,一些人马上就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进而又把经济发展又等同于“经济增长”。以至于一谈发展,马上谈到GDP是多少,增长率是7%、是6.5%,还是6%。当然,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点不能忽视,特别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有利的。但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增长问题,还有结构问题、体制问题、效益问题和质量问题等,经济增长决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从更高的层次说,经济发展也不等于发展的全部内容。现在一些解释过于“狭窄”了。

  看完公报后,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公报中多处谈到发展(据统计有90多处)。当然,不同的地方其内涵大小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公报中所讲的“发展”是整体性、全面性、包容性发展。为什么呢?公报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六个建设。在我的研究里面,我把党的建设归类为政治建设,公报把党的建设单独列出来了,是为突显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些内容构成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是一个完整体系。所以,公报强调要“把握发展的整体性”,防止进入一个“狭隘的发展”认识误区。

  把握新阶段五大“发展理念”的全面内涵

  公报中很鲜明地提出了“五个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五个发展,都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要从广义的、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公报所提到五大发展的内涵。

  第一,创新发展。广义的创新发展包含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多方面创新内容(是“四创”+“等”)。这种创新的全方位和多面性要贯穿到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中,形成全社会的创新。千万不要片面地将创新等同于技术创新或科技创新。

  当然,科技也要创新,正如中改院所提出的“中国智造”,但仅科技创新是难以解决多方面的问题的。这一次全会明确地提出了全方位的创新,而且将其贯穿到党和国家的一切目标之中(注意,党也要创新)。因此,在理解创新概念时,必须做到全面把握。

  第二,协调发展。以往讲协调发展多讲经济领域的协调,比如城乡协调,后来又有五个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人与自然协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协调,相对来说,内涵也丰富了一些。但这次的公报所讲的协调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内涵都要宽泛。

  所谓“更宽泛”,两个层面:

  一则,原有提的协调内涵更丰富。以“城乡协调”为例,它所涵盖的不只是简单的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即如何一方面推动城镇化,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资源在城乡之间优化配置,防止城乡之间二元结构加剧化;而且,指出“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的问题。这是个“双二元结构”。又如“区域协调”,这次公报里面不仅从整个国家的高度来审视各地区的发展问题,更提出了“沿海、沿江、沿线”的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这与我27年前所提的“沿海、沿江、沿边境、沿铁路干线”的“四沿”发展观念“不谋而合”,都旨在打破东西的“板块碰撞”,从全局看待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更宽泛”层面之二,提出了新的协调,如硬实力与软实力协调,特别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等等。

  第三,绿色发展。不只是讲政策,更讲制度。

  第四,开放发展。不只讲中国引进来、走出去,更讲参与全球治理。(这里不详细展开)。

  第五,共享发展。“共享发展”概念凸显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强调“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注意公报开篇的六个原则中讲的“人民主体”,这个地方虽然没有讲“以人为本” 但其实质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此处一种提法叫做“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更加亲切,更能体现出一种人文的理念。

  “十三五”时期的七大改革

  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公报中看似没有一处以大篇幅来讲改革,但实际上,改革的内容都是囊括其中的。我觉得至少在三个大的方面有关于改革的论述:第一,在指导思想部分的“四个全面”中,包含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第二,在创新发展部分,把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科技创新放在一块,而其中所谈的制度创新,实际上是指体制改革;第三,公报在讲具体某个发展的内容中,也提到改革相关制度的问题。归纳起来,公报中显现的“十三五”期间改革的内容,印象最深刻的,大致有这么七个大的方面。

  一是政府体制改革或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干预”。这是中改院这段时间集中研究的结构性改革问题。这个问题摆在制度创新的头一条,说明了它的重要性。据此可知,高层领导很重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二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需要新的体制机制,公报中特别提到“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但从实践来说,就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这与前不久中央22号文件中的“国企改革”精神是相衔接的。

  三是市场价格改革。就是减少政府在市场价格的干预,放开竞争性行业价格。

  四是财政税收方面的改革。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

  五是金融改革。我很关注公报中的 “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建立新型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框架”。

  六是社会改革。如分配、社会保障和医疗体制的改革等。

  七是开放型体制的建立。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改革,如科技、人才体制的改革,资源环境里方面的用能量、用水量、碳排放权等产权改革等等。我认为,比较亮眼的主要是以上七个方面。

  “十三五”时期必须面对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我和学术界的一些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次公报没有出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的提法。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公报里没有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中央放弃“市场决定”这一思路,我想在详细的建议书中应该有“让市场在自然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的内容。如果没有,将会出现“异样性”的问题。至于,公报为什么没有出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的提法?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篇幅限制吧。

  在今后改革中,市场仍会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根据在哪儿?公报导语中提出“坚持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精神”,而“市场决定、政府作用”本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精神。从实践来看,价格改革,强调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干预,放开竞争性价格,同样可作证明。

  这里,我要说明,虽然政府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如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但并不等于“政府驾驭市场”。如果“驾驭理论”成立的话,市场决定论就大打折扣。市场决定并不排斥政府作用,市场与政府两方面兼顾起来,才能更好的发展经济。市场经济在未来我国的角色、地位问题,是“十三五”规划绕不过去的。

  中国的改革正处在“爬坡”的艰难阶段,人们期待着突破,期待着能有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