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全面开放二胎？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已严重失调，人口结构性矛盾也日益尖锐，已成为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人口危机初露端倪，2020年之后将全面爆发，这将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并将导致未来面临经济大幅度滑坡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及难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三重风险。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人口政策调整取向选择关系着民族的未来前途和命运。为确保实现中国梦，应以前瞻的视野和战略眼光，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人口政策改革摆在同经济改革等同等甚至更加紧迫和重要的位置上，及时研究部署。

　　2020年之后我国三大人口危机将全面爆发

　　如不及时调整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40多年来，为了实现控制人口数量这一目标，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目前已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得到彻底缓和，大大缓解了资源和环境压力。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12年12.1‰，年净增人口由上世纪70年代的2144万人降到目前600多万人，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3，下降到现在的1.5左右，即一对夫妇生育子女从近６个下降到１个半。为此，我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代价之一是面临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风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已得到彻底缓和，并产生逆转，进入了低增长通道，多年来人口增长呈现低增长率与低增长量并存格局。

　　总和生育率指标是研判人口形势和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按照人口统计标准，总和生育率2.1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为低生育水平、1.5以下为很低水平、1.3以下为超低水平、1.0以下为危险水平。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1年了。

　　2010年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评估后数据是1.5左右。据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研究，按六普结果模拟的总和生育率十几年来都处于1.5以下，不少年份甚至连1.4都不到。这都远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

　　但自1996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反复强调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若按1.8生育率推算，以2005年为基数，则2010年全国总人口应为13.7亿，而六普总人口数据只有13.4亿，相差了3000万人；此外，据测算政策总和生育率是1.46。如果1.8生育率水平成立的话，说明每年全国超生人口比重相当大（扣掉不孕者和不愿意生者，超生比重将达30%以上），意味着计生工作严重不到位；另以1996年总和生育率1.8左右为标杆，用六普低年龄段各年人口和对应年份育龄妇女总人数进行推算，也表明1999年至2010年间总和生育率只有1.5左右，有些年份低至1.4左右。显然，总和生育率1.8水平乃误判。

　　总和生育率1.5水平是一个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滑到1.5以下，就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很难回升。除了瑞典和法国外，目前还没有别的国家回到1.5水平，更没有一个国家回到2.1的更替水平。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1.57新低时，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被称为“1.57”危机,日本政府立即采取多项措施鼓励生育,但至今，日本生育率连到1.4水平都未出现。

　　假如我国总和生育率确实还处于1.8左右，那么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无疑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当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已10多年来都在1.5左右，有些年份甚至到1.4左右，长时间低于日本当年危机水平，已经处于很低水平，如果这种状况还不予高度警觉，并及时果断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扭转，我国也将掉入低生育陷阱。

　　人口运行有其惯性，由于我国生育率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能量正在日益累积，现在正从正增长区间向负增长区间转变，处于拐点区，一旦进入负增长惯性区间，尽管还有若干年的正增长，但负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预计2026年后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代价之二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调，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30多年前，党中央于1980年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所预判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不足和性别比失衡等人口问题已提前显现并日益尖锐。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提速、少子化日趋严重和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已成为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将导致招工难、娶妻难和养老难危机在2020年之后全面爆发。

　　一是招工难危机。由于过严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少儿人口过度大幅下降，0-14岁人口总量1982年为3.4亿人，2012年只有2.2亿人，2012年比1982年减少了1.2亿人；0-14岁人口所占的比重也急剧下降，1982年为33.6％，到2012年只有16.5％，下降了17.1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的27%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美、英、法分别为20.0%、18.0%、18.0%，低于这些发达国家水平，与韩国的16.0%相当，仅高于德国的15.0%和世界最低的国家日本的13.0%；与金砖国家比较，远低于印度的32.0%、南非的32.0% 、巴西的28.0%，仅高于俄罗斯的15.0%。

　　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2.2万美元之上，而我国只有7800多美元。我国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然而少子化程度不仅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已达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严重未富先少，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2021年之后，我国劳动力供需失衡矛盾将将进一步加剧，将爆发劳动力危机。一方面，由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庞大的内需市场，我国的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地位不会动摇，导致未来对劳动力需求依然强劲。此外，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龄，老龄化提速，养老也需要大批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我国将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青年劳动力。

　　近年来，用工荒和招工难现象从局部扩至全局、从周期性变为长期性，用工成本刚性快速上涨，已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倍感压力。但这只是劳动力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而已，真正的考验是在2020年之后的全面爆发。特别是2030年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度减少，我国将遇到极其严重的劳动力危机，将深刻影响我国由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步伐。

　　届时招工难将成为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单位尤其是企业将面临着无工可招的窘境，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此外，青年人口急剧减少，还将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消费能力、削弱内需，造成社会总储蓄下降，引发房地产泡沫提前破灭，及给国防安全带来隐患等。

　　无疑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崛起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也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减速。由于少儿人口大幅下降，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从而造成人口红利期缩短，及引发将来人口负债。我国人口红利已于2010年出现拐点，开始衰减，并将于2020年左右枯竭，目前处于末梢期。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在四分之一以上。同其他国家人口平稳变动不同，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将快速进入人口负债。2020年之后，仅考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影响，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基础上，降低两个左右百分点。

　　二是娶妻难危机。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正常状态。但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的现象(正常值是103—107)。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118.06，2012年仍然高达117.7。

　　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男性人口相对于女性人口的绝对“过剩”，造成“男盈女亏”,产生“婚姻挤压”。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72亿人，比女孩多了2200万，其中10-1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950万，即意味着，到2020年进入婚配的20-29岁男孩将比女孩多了近950万；0-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1260万，男女比例是118.9比100。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娶妻难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一个重要难题，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

　　造成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主要原因是长时间实行一胎化为主生育政策和“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B超普及和滥用。

　　以往研究高估了到2020年进入婚配男女失调总量，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已进入婚配的1981年到1990年出生的年龄段男女比例基本处于正常范围，“婚姻挤压”主要压力在“90后”和“00后”。

　　“婚姻挤压”会产生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等社会现象增加，破坏传统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稳定。同性恋、性疾病、性犯罪等也将大幅上升，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男盈女亏”将使成年男性分化成有配偶阶层和无配偶的“剩男”阶层。由于“剩男”规模十分大，相当于澳大利亚总人口，即使通过进口新娘进行调剂也将是杯水车薪，且“剩男”还在不断产生，因此，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

　　2020年之后“婚姻挤压”问题将全面爆发。男多女少，男性“娶妻难”，就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城里哥就会找乡下妹，富裕地区的男性就会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而“剩男”最后沉积在贫困阶层。社会底层人员将遭受“经济贫困”与“婚姻贫困”的双重打击。

　　与“剩女”主动单身不同，“剩男”是被动单身。成家立业是成年男性的基本需求和愿望,也是我国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对“剩男”的“经济贫困”，政府和社会有能力帮助解决，而对“婚姻贫困”则无能为力。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上一个台阶后，却有一大群“剩男”不能成家、当婚未能婚，导致他们正常的合理的生理和心里需求得不到满足、尊严得不到尊重，这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其后果是大大降低这些特殊人群对社会的认同感，甚至将成为他们中少部分产生反社会、反人类的诱因。届时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而引发社会动荡。

　　三是养老难危机。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发达国家则用了几十年到上百年时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12年已达 1.27 亿，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4.9%增至2012年的9.4%。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首次超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

　　发达国家普遍是在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时才进入老龄化，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只有800多美元，我国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即“未富先老”。我国人口老龄化演变既有受工业化和现代化推进影响，更主要是在人为干预下实现的，是由于计划生育使青少年人口急剧减少，导致青少年人口所占比重大幅下降，造成了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异常快速上升。

　　面对老龄化提前来临，整个社会从物质到心理等方面都没做好准备，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不健全而且水平低，养老资金缺口较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育严重滞后，尤其是农村养老十分薄弱，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

　　2020年之后三大人口危机的全面爆发，将给我国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造成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中，过早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届时我国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我国将遇到改革开放以后最严峻的社会经济发展危机，将面临着经济大幅度滑坡的风险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风险。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当前我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还甚远，然而人口就已进入少子化，并且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因此，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十八大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将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如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及时作出重大战略性调整，促进人口结构由严重少子化水平向正常水平回升，这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将面临着存在难以实现的风险。

　　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低增长周期，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低增长趋势已难以扭转。过去20年间，日本经济之所以出现了年均增长率只有0.7%的长期低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人口深度老龄化、少子化，人口结构长期失衡。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如果不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将步日本后尘，将来面临的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

　　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由于人口增长。仅控制人口数量不能有效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关键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当前我国青年的生育观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观念，而是自愿少生、适当晚生，对子女数量与性别的追求开始转向对子女质量的追求。而且，当前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日益增长，也让许多家庭无力生育培养更多的孩子。且我国综合国力已大大提升，资源承载能力得到有效加强，国家承受人口的能力大大增强。放开二胎的时机和条件都已具备。当前，是党和政府兑现《公开信》中承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的较佳时机。

　　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阶段，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重新审视人口问题，全面地认识人口问题，客观分析人口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和新矛盾。要以前瞻的视野和战略眼光，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未雨绸缪及时对人口战略和政策作出战略性抉择，进一步完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政府限制生育有办法，但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届时，从我国来讲鼓励生育难度将更大，这是因为对个人来说多生育子女要多花费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对地方政府而言会影响人均考核指标，会增加公共服务负担。

　　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当前，应抓住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还有较多妇女处于育龄期这一时机，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深入进行调研论证，审时度势、果断决策，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及时对人口政策作出战略性调整,实施倡导两胎、禁止三胎、不鼓励一胎的新人口政策。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择机自主生育，甚至鼓励生育。

　　独生子女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继续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和社会都是一种风险。生育并培养两个孩子是老百姓的愿望和合理诉求，已经没有必要和理由要求老百姓继续做出牺牲和奉献。

　　放开二胎，将有效改善人口结构，缓解2030年之后劳动力短缺，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必要的人口和人才支撑，且能有效扩大内需。

　　放开二胎，届时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也难以由现在的1.5左右升到1.8以上，2020年人口总量也难以突破14.5亿人。放开“二胎”不会造成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是因为社会转型对生育起较大制约影响，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