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大古建筑保护背后的周恩来身影

　　周恩来虽不是建筑学家，但他认识到，中国古代建筑中包含着许多历史和文化信息，包含着许多古代建筑科学知识，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因此，他为保护北京古建筑，付出了很多心血。

　　保护颐和园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原为清代的行宫花园，园中有长廊、石舫、佛香阁、宝云阁、大戏楼、十七孔桥、玉带桥等古代建筑珍品，在世界建筑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外园林艺术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和造反派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多次跑到颐和园，声称要毁掉它。有的放话，要一把火把颐和园全部烧掉；有的则扬言，要“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万寿山、昆明湖，面积很大，红卫兵和造反派真的要动手，很不容易。于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便把目光盯在了颐和园的一些牌匾和牌楼上。他们叫来几百人跑到颐和园去砸东宫门外的过街牌楼。

　　就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登上梯子，用绳子套住牌楼，准备将其拉倒之际，周恩来得知了消息。他立即打电话给颐和园管理处，要他们制止、劝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他还派秘书到现场，说明道理。秘书郑重地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颐和园的牌楼必须保护，不准拆除。”还说：你们必须按照总理的意见办，绝不能砸牌楼。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见来人语气强硬，传达的又是周恩来的意见，便不敢再砸牌楼了。就这样，牌楼被保护下来。

　　保住了颐和园东宫门外牌楼，周恩来仍然不放心。他知道，有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仍然在打颐和园的主意。他决定去一趟颐和园，了解颐和园的保护情况。周恩来一到颐和园门口，就和园林职工握手，问他们的工作情况。

　　颐和园长廊始建于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全长728米。东起邀月门，西至石丈亭，中间穿过排云门，两侧对称点缀着留佳、寄澜、秋水、清遥四座重檐八角攒尖亭，象征春夏秋冬四季。长廊以其精美的建筑、曲折多变和丰富的彩画而负盛名，是中国古建筑和园林中最长的廊。这条长廊的每根枋梁上都绘有彩画，共1.4万余幅，色彩鲜明，富丽堂皇。周恩来在欣赏长廊画时，被在此游览的群众认了出来。周恩来微笑着和群众谈话，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这时，一个红卫兵头头向周恩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总理，现在要破‘四旧’，长廊上的彩画内容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改画一下？”周恩来的目光立即盯住那个红卫兵头头，问道：“你说要改画？怎么改？”红卫兵头头说：“可以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迹画在上边嘛，这才是革命的内容，表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周围的群众都把目光投向周恩来，看他怎样回答。周恩来的目光扫视着众人，最后又盯住那个红卫兵头头，问道：“让谁来画二万五千里长征？谁能画二万五千里长征？你知道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包含多少深刻内容吗？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都画不了，请谁来画？”周恩来这几句话，一下子把红卫兵头头问住了，也制止了他毁掉长廊画的想法。周围的群众也说：是啊！长征的革命内容，谁能比总理理解得深？谁能画呢？

　　临离开时，周恩来反复交代颐和园管理处的负责人，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这个园林，保持它的原貌，特别是这个长廊画，要保护，不能改画，更不能让人给破坏了。周恩来走后，颐和园管理处的负责人和职工商量，红卫兵还会来颐和园毁掉长廊画，怎么办？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用白灰把长廊画全部盖住。这样，红卫兵来时，看不到长廊画，也就没有话说了。等破“四旧”之风一过，颐和园的职工又把白灰去掉，用这种办法把长廊画保护了下来。

　　保护故宫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称紫禁城，始建于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历经明、清两个朝代24个皇帝。故宫规模宏大，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多平方米，有房屋9999间半，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自然要重点建设。在制订建设规划时，许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宫。先是苏联专家提出要拆除故宫，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故宫的位置。后来，一些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宫。他们说，一见到故宫，就想到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穷人受苦受难。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话时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他还批评一些主张保护古代建筑的人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毛泽东虽然没有特别提出要拆除故宫，但有的领导干部则循着毛泽东的思路，提出了要拆除故宫的问题。

　　于是，一份关于处理故宫的争论意见材料送到周恩来手上，他看后沉思良久。周恩来从心里不愿意看到故宫被拆除，但当时人们头脑发热，他不好直接否定主张拆除者的意见。经过反复思考，周恩来把北京市负责城市建设规划的领导找来，和他们商量：故宫等古代建筑一定要保留，但可以把这些古代建筑统一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植树区，搞一个群众都能进去休息娱乐的大区域。同时，建设东、西长安街，在长安街附近建设机关办公楼。周恩来是想用这个办法，把北京城中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保护起来。北京市的领导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还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把这个意见定下来。

　　之后，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介绍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意见：每年由中央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成一两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正是根据这个意见，扩建长安街和在长安街建设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规划初步形成了。

　　北京市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进行了反复研究、协商，把保护故宫作为重点，于1958年9月搞了一个《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之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这个办法果然管用。一些主张拆除故宫的人，见这个规划突出了群众性，也有建设人民大会堂等大工程，也就无话可说了。

　　上世纪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交通紧张，要拆除故宫，在故宫中建一条马路，以方便交通。在一片拆除声中，一个要在故宫里建一条东西向马路，把故宫中文华、武英两殿辟作娱乐场所的方案被提了出来。当时有许多老学者、老专家反对这个方案。为此，他们甚至在一些会议上痛哭流涕。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于老学者、老专家的态度很不满意，认为他们当亡国奴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是不对的。陆定一见此情况，心中着急，便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听了陆定一的汇报后，明确表示，不赞成拆除故宫。之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觉得周恩来的意见有道理，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周恩来把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告诉了陆定一，陆定一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否定了拆除故宫建马路的意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和造反派将矛头指向故宫。一开始，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提出：故宫是封建主义的象征，要砸烂故宫。许多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还争先恐后地想要抢占故宫，作为他们的大本营、“司令部”。有一些人则把目光盯在了故宫内保存的历史文物上，想趁火打劫。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北京市委，要他们一定对故宫严加保护，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名义占领故宫，更不允许对故宫打砸抢烧。

　　事有凑巧，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寻找北京市原领导和刘少奇的所谓“罪证”时，找到了过去关于改建故宫方案的文件。尽管这个方案在制订时，即因为周恩来和许多专家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搁置下来，但红卫兵和造反派仍然认为，这个没有实行的改建计划，是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他们以为抓到了刘少奇的大“问题”，便着手进行调查。

　　红卫兵和造反派找到周恩来，想问出北京市原领导和刘少奇的“罪证”。周恩来严肃地批评道，过去的建设规划，是经过党组织研究讨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好建设，毛主席也是同意要研究的。不管是不是实行了，这方面的文件是保密的，你们有什么特权拿到这个文件？你们凭什么要把这些文件公开？在周恩来严厉批评下，红卫兵和造反派哑口无言。周恩来接着说，你们既然说，这个改建故宫方案是为刘少奇“建宫殿”，那么，对于现在的故宫，就不要动，不要建宫殿。你们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也不要进去占领。那里面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有责任保护，谁也不许到故宫中去砸，去抢，去烧。

　　但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并没有停手。他们借口在故宫搞“收租院”展览，把奉先殿工字形大殿改为长方形，把毛泽东像挂在奉先殿内。他们见殿前清朝皇帝祭祖所用的焚帛炉与“收租院”展览的内容不符，就动手拆除了。

　　“文革”中曾兴起“忆苦思甜”运动。红卫兵和造反派打着搞“忆苦思甜”教育的旗号，在故宫内胡作非为。1966年8月，他们把故宫城隍庙内11座泥塑神像、一对泥塑马毁掉；用白纸把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盖住，在白纸上用黑笔写上“血泪宫”三个大字；在神武门外砖墙上贴出“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等标语。故宫内部的造反派趁机提出所谓故宫“整改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他们把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摘下来，扔进仓库。他们把中和殿的宝座拆下来，扔进院子里，任凭风吹雨淋。

　　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借参观“收租院”、搞“忆苦思甜”之机，在故宫里乱窜，今天在这个殿里开“讲用会”，明天在那个殿里开“忆苦会”，后天又到另一个殿里开批斗大会。开会时又是乱砸，又是乱涂乱画。故宫内的造反派也和红卫兵串联起来，想打倒故宫博物院的领导，由他们掌权。

　　眼看故宫文物受到威胁，周恩来指示：“收租院”只能在奉先殿展览，不能再到故宫其他地方展览，参观的人只能到奉先殿去看，不允许到其他地方去。故宫内其他各处宫殿，一律封闭，暂时不对外开放。任何人提出的故宫改建方案，没有中央批准，不能实行。现在的改建方案（指故宫造反派搞的方案）立即停止。这些举措，保护了故宫中的建筑和大量文物。

　　接着，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故宫内进驻了军宣队。军宣队的任务是发动故宫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左”派。对于这一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不能制止，但他让身边工作人员转告进驻故宫的军宣队，你们要负责保护故宫建筑，不能失火，不能把故宫烧了，不能让故宫里的文物和大量珍宝丢失。

　　但是，时隔不久，进驻故宫的军宣队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不得不于1966年10月撤离故宫。这一下，故宫中一些人趁机拉起新的造反组织，想占领故宫。在此情况下，周恩来于1967年5月26日，果断下令：北京卫戍区派一营部队进驻故宫，实行军事保护，故宫宫殿及文物这才免遭破坏。

　　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北海公园中有许多古代建筑，特别是北海公园里的两座金丝楠木建筑的大殿，是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不能损坏。北海公园又离中南海很近，如果失火或者出其他什么事故，影响不好。因此，对于北海公园要特别保护。在此指示下，有关部门派专人负责北海公园的古代建筑和文物保护。周恩来还不放心，又下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驻北海公园。

　　当时，解放军的威望很高，又担负“支左”的任务，因此，解放军进驻故宫和北海公园后，红卫兵和造反派不敢再乱搞了。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解放军进驻故宫和北海公园后，严格要求自己，吃住都在临时性的房子里或者不属于古代建筑的房子里，并且严格巡逻，严密防火，把各宫殿全部封存，不让造反派染指。这种措施，是在特殊年代采取的保护古代建筑的特殊办法，也确实保护了故宫和相邻的北海公园内的古代建筑。

　　保护恭王府

　　清代，皇帝为了加强集权统治，防止王爷有异心，实行王爷不外封的政策。凡是王爷都在北京城内赐宅或者建宅居住，称为王府。因此，清代的北京是王府集中的地方。王府建筑是古代建筑中的精品，每个王府的建筑风格，各不相同，其中包含着许多古代建筑科学和艺术。民国成立时，北京城内有王府50多座。此后，王爷们的生活日益没落，有的王爷的子孙为生活计，把王府出卖或者转让了。到新中国成立时，经清查，北京城尚存王府19座，其中亲王府15座，郡王府4座。中央、华北区人民政府各机关都搬到北京办公及北京各机关成立后，一时间办公房奇缺，许多单位、机关只能接收原来被旧政权占用的王府等古代建筑办公。

　　在这些王府中，恭王府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在上世纪20年代，恭王府一直由恭亲王继承人溥伟居住。后来溥伟将王府抵押，北京天主教会把这里作为教会办的辅仁大学的一部分，因此王府受到一些破坏，但程度较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恭王府和王府花园收回，改为国家机关宿舍和一些学校、研究所所在地。在当时条件下，这些单位进驻，对于这座王府虽然也有损害，但总体上破坏程度不算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意识到保护王府等古代建筑的重要性，自然也没有注意到恭王府的保护问题。提出保护恭王府，周恩来是第一人。说到周恩来提出保护恭王府，先要提一下红学家周汝昌。新中国成立后，周汝昌多次到恭王府考察。他发现，恭王府中的大部分建筑，与《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描写相同或者相似。于是，他集中精力查对资料和现场考证，找到许多实物证据和史料证明。最后，他得出结论：大观园的原型就是清代的恭王府。周恩来是支持周汝昌观点的，也曾抽时间到恭王府去参观。

　　1962年，周恩来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市有关部门拨款重修恭王府。此后，北京市有关部门制订了保护恭王府的方案，并拨出款项重修恭王府。就在那次重修时，考古人员在王府花园的秘云洞内意外发现了失踪的福字碑。这块碑文为康熙御笔，作“请福续寿”之用，一直是大清的国宝，珍藏于紫禁城内。后来，乾隆将此碑赐给了宠臣和珅，和珅命人运来几千块太湖石，在后花园砌成一条巨龙。这条龙的位置正好在北京的龙脉上，和珅将此碑藏在龙穴悉心供奉，称之为“洞天福地”。嘉庆继位后，和珅被处置。嘉庆好几回想将此碑迁回宫中，但担心动了龙脉，动摇大清的根基，所以没有付诸行动。再后来，这处宅子成了恭王府。因此，这块碑一直藏在恭王府。北京市考古部门的负责同志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并请周恩来为该碑命名。一般情况下，周恩来是不给出土文物命名的。这次，周恩来在高兴之余，欣然将该碑命名为“中华第一福”。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当年进驻恭王府的单位，很注意保护恭王府内的建筑，防火措施很严密。一些单位还腾退出部分房屋。1975年，周恩来已经病重，但仍然关心恭王府的保护。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后，周恩来特意向谷牧嘱咐了三件事：一是要建一座新的北京图书馆，二是要修琉璃厂文化街，三是要对社会开放恭王府。

　　周恩来逝世后，谷牧执行了周恩来的嘱托。1978年，谷牧召开会议，将中央有关部委和北京市的领导找去，确定要落实好周总理的遗愿。1981年，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召开会议，形成了《关于恭王府住户搬迁情况的报告》。由此，恭王府得到重点保护和维修。1988年，恭王府正式对外开放。

　　保护正阳门

　　正阳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七年（1419年），原名丽正门。因其位于紫禁城的正前方，俗称前门，又称大前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的正南门，属“京师九门”之一。它集城楼、箭楼与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

　　据北京地方志记载，当年的城楼、箭楼规模宏丽，形制高大；瓮城气势雄浑，为老北京城垣建筑的代表作。后来，正阳门虽然几经损毁，但仍保留着城楼、箭楼等主要部分，目前仍然是北京城门中保存最完整、形制最雄伟的一座。

　　1958年北京搞了十大建筑。其中，在天安门广场就有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了使这两大建筑更宏伟，上级要求设计人员解放思想，搞得大一些。因此，一开始，这两座建筑设计的占地面积很大，这样就把天安门挤小了。为了使天安门广场更大一些，不少建筑专家和领导提出，要扩展天安门广场，并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和北京市的批准。

　　为了向南扩展天安门广场，有人提议，要把正阳门拆除。许多专家和领导也赞成拆除正阳门，但也有人表示反对。为了慎重起见，经中央同意，北京市委邀请全国1000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竞赛。这1000多名设计人员拿出的设计方案中，多数都是以拆除正阳门为前提。于是，北京市委就在向中央报送的扩建方案中提出要拆除正阳门。扩建天安门广场的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原则上予以批准。批准的方案总体是：改建后的广场，东西宽５００米，南北长８６０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但毛泽东并没有就扩建具体问题表态，而是将方案批转周恩来处，由周恩来再提出意见。

　　周恩来认真审阅了这个方案。他看到这个方案中提出要拆除中轴线上的正阳门，认为不妥。他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请北京市有关部门就要不要拆除正阳门的问题再研究，并且明确表示反对拆除正阳门。

　　周恩来的意见得到北京市委的重视。他们反复研究、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不拆除正阳门，一样可以扩建天安门广场。周恩来听了北京市委的汇报后很高兴，表示：那么，我们就决定不拆除正阳门，把这座古代建筑保存下来。１９５８年９月，周恩来开始部署“国庆工程”。本来，周恩来的部署，只是从大的原则和方案上讲的，不涉及具体工程事项，但周恩来这次破了例。在讲完了其他工程的计划和要求后，他特意提到，我们扩建天安门广场，不能拆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周恩来讲了这个话后，建筑部门在扩建天安门广场时，特别注意对正阳门的保护，还对其进行了维修。

　　１９６５年，北京市准备建地铁。为此，建设方案中提出，要把北京内城墙拆除。拆除内城城墙，就要拆除坐落于内城城墙一线上的正阳门。拆除方案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沉思良久，没有下笔。他叫秘书备好车，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去查看。周恩来让司机在天安门广场绕了好几个圈子，又绕正阳门好几圈。他拉下车窗，仔细观看周围地势，观看正阳门建筑，又询问了准备建设的地铁所要经过的路线后，果断作出指示，要留下正阳门，不能拆除。地铁建设路线向南偏一偏，错开正阳门地下。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后，再次指示，要留下正阳门城楼和箭楼。此后，在北京建地铁时，稍稍改变了一下地铁路线，把正阳门这座古代建筑保留了下来。

　　保护团城

　　团城位于北海公园南门外西侧，地处北海与中南海之间，是一座由砖砌的圆形城垛式建筑，城高４.6米，周长276米，面积达4553平方米，东、西两侧城墙下各有随墙门一座，上建门楼,东为昭景,西为衍祥，入门可沿蹬道登至城顶台面。蹬道处各设罩门，城台上建筑布局采取对称中兼以园林的布局手法。整座城台黄瓦红墙，金碧辉煌，素有“城中之城”的美称。

　　团城脚下，原来有石砌七孔拱券式金鳌玉桥（由于桥的两端有明朝嘉靖年间所建的牌坊，桥西牌坊的匾额是“金鳌”，桥东牌坊的匾额是“玉”，故称金鳌玉桥，俗称北海大桥）横跨于北海与中海之间。桥宽8米，长150米，与团城呼应，成为其重要外景。

　　团城从整体上是独立的，有独特的风格。同时，它又处在北海公园的范围内，是北海公园的一部分，是别具一格的中国古代建筑。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机动车不算多，北海大桥还能够满足交通需要。到1954年时，北京的机动车增加了许多，而北海大桥又是交通要道，桥面比较窄，上桥的坡陡，下桥拐的弯急，很难行车，车辆到此都要减速。一时间，这里出现了交通拥挤的情况，也出了不少事故。北京市为了改善交通状况，提出要改造北海大桥一线的道路。

　　在研究改造方案时，有人提出：北海大桥是交通的要害地点，中央领导的汽车从中南海出来后向东行驶，都要经过这里，而这里交通拥挤，使中央领导不能顺利经过这里；这里的桥又十分陡险，中央领导的车辆一旦撞到牌坊或直接撞向团城，出了事故，谁也不好交代。他们以此为由，建议在这里重新建一条取直的道路。这条取直的道路，要经过团城，需要另建一座新桥。因此，必须拆除团城和北海大桥。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制订改造规划时，采纳了这个建议。然而，这个建议受到了众多的文物工作者及古建筑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团城是金、元、明三代形成的重要古迹，同北海建筑构成一组完美和谐的古建筑群，包含着许多古代建筑科学和文化元素，不能拆除，相反，还要重点保护。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北京市有关部门仍准备实施拆除团城的方案。

　　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着急。此前，他已经多次反映了不同意拆除团城的意见，但都没有引起重视。郑振铎觉得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能阻止拆除团城。于是，他便将当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梁思成、范文澜、翦伯赞等人请到家里来商量办法。经商量，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既要保留团城又要拓宽桥面，唯一的办法是将桥身向中南海方向拓宽。但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办公地点，向中南海拓宽，占据中南海一部分面积建桥，可是大事，能不能得到允许，还是个未知数。思来想去，郑振铎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报告。写好后，请众人看过，大家都说好。之后，郑振铎通过沈雁冰把报告转交给周恩来。沈雁冰以最快的“特急件”把报告直送总理办公室。

　　报告送出后，参加商量的建筑专家梁思成心中仍然没有底，便去找苏联专家，请苏联专家支持保护团城的意见。苏联专家却表示：这个团城拆了也没有什么。梁思成听后，十分气愤，和苏联专家吵了几句嘴。在郑振铎家里，大家听梁思成讲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后，一起商量，为了使保护团城更有把握，请梁思成直接去见周恩来，当面提出保护团城的意见。

　　周恩来听了梁思成的汇报后没有立即表态，只是说，要到团城去看一看。梁思成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郑振铎，郑振铎心中也没了底。为防止拆除团城后，失去中国古代建筑科学和艺术的历史资料，郑振铎立即派人赶快去团城进行测绘、拍照，尽量搜集保存团城的建筑文献和资料，并且分期在《文物保护参考》杂志上发表，使祖国建筑遗产的资料能够留传后世。

　　就在大家忙于保留团城古代建筑科学资料时，郑振铎却意外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陪同周总理视察团城。几天后，周恩来在郑振铎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团城视察。下车后，周恩来先步行绕团城走了一圈，然后登上团城，每一座殿，每一个房屋，他都进去看一看，又查看了团城内的古树。他一边看，一边向郑振铎等人询问有关情况。

　　周恩来走下团城后，站在团城墙下，远眺了北海的琼岛和中南海后，又把目光转向北海大桥上来往的车辆。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团城的一砖一瓦一树一石都不能动！要改建北海大桥，把中南海的西北围墙向南移，不能向团城拓展。建桥时，只须把“金鳌”、“玉蝀”两个牌坊拆掉。拆掉，也不要毁坏，可以把这两个牌坊移到陶然亭公园去。在团城北面修一座台阶，把团城和北海连接起来，但不要拆墙挖洞。

　　周恩来作出这个决定后，又召开会议将方案确定下来。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改建北海大桥时，重新设计了路线。新设计的路线，将中南海的西北围墙向南移了数十米，绕开了团城，使这座古老建筑得以保留下来。“金鳌”、“玉蝀”两个牌坊完整地移到了陶然亭公园（后来这两个牌坊在“文革”期间被毁）。北海大桥经改建，由七孔增加至九孔，桥面拓宽至34米，桥身加长至220米，中间的车行道为27米，两边的人行道各为3.5米，满足了当时北京市的交通需要，同时也保留了原来北海大桥的风格，与团城仍然形成相互呼应的景致。